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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王平（中评社 梁帆摄） |
第五，香港工业化的条件改变了。以2002年摩托罗拉关闭香港工厂为标志，香港失去了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最后机遇。从目前的研究看，跳跃式的工业化发展是难以真正实现的，香港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制造业都转移到了内地造成空心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水平的产业无以为继。就目前的人力资源水平与人工成本看，香港的人力资源水平相对适合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制造业，但是香港的人工成本早已经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水平；就是说，想让一批已经收取第二次工业革命薪水的人力回过头去接受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较低的工资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而香港只能满足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人力资源也难以支撑第二次工业革命水平对创新发展的知识需求。因此，香港再工业化的机会微乎其微，只能通过融入大湾区来实现改善。
第六，美英打压香港的心态更加强烈。经过2014年的“占中运动”，特别是2019年的香港“黑暴”，美西方通过搞乱香港经济与政治以牵制中国崛起，或控制不住就将之毁坏的意图非常明显。中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对稳定香港的政治环境产生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由于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美英等境外政治势力对香港已经难以置啄，“揽炒”的心态应该会更加强烈；而对接受中央全面管治的香港而言，如何加强建设以实现“长期繁荣稳定”，就成为更加迫切的任务。
香港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王平表示，香港回归之前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平稳过渡，一切都是以此为中心。而且，当时的内地对于管理一个在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认同程度远高于自己的香港，缺乏足够的信心，也真心希望港人能够自己治理好回归之后的香港。
王平认为，在后过渡期强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在回归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此为宗旨指导香港的定位与发展，从探索的角度看是合适的。但是随着内地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香港如果继续“以不变应万变”，不能通过对自己的重新定位进行适应性调整，无论对国家、对香港，都是不利的。因此，面对上述变化了六大状况，国家需要对香港有一个再定位或者说新的精准定位，而不是长期使用笼统的原则性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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