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强指出，香港的政府团队主要分为两级，第一级为问责团队，包括局长及副局长，主要是负责对外解说工作及发挥公关功能；另外一级则是公务员团队，以常任秘书长为首，掌握着政策局的实权和决定权。因此，局长和副局长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是“哑巴吃黄连”，因为政策的制定主要由他们背后的公务员团队所负责，但在团队工作积极性不高下，以致出现责任感不足，及未具备应有的主人翁意识。
其次，我们在第五波疫情之初得悉，当一位市民染疫后，需要分别致电数个不同部门的电话才能成功上报政府，以致错失了本应是争分夺秒的治疗关键时机，亦令市民未能准确及时上报卫生署，导致港府的疫情统计数据有巨大误差，染疫市民亦没法及时得到医治和照顾。
事实上，政府须“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在疫情期间应成立一条抗疫专线或建立专责平台作应对，这在技术上是不难实现的，但特区政府的部门往往都是“各自为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部分公务员从未想过要打破既有条框和桎梏，他们只顾遵守着所谓的规矩、规范，令不同部门之间的效率被拖垮。他又强调，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应有“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否则各走各、各跑各，使得方向、速度、效率皆不相同的话，结果只会是拖垮自身，亦将拖慢社会向前迈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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