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既是挑战也带来发展新机遇
文章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老龄化程度加深是一个基本趋势。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人口老龄化也将是中国的重要基本国情。根据“七普”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这一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尽管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和家庭养老负担加重等挑战，但危和机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只要应对措施得当，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对冲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应对老龄化挑战，未来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加快推动经济增长从更多依靠“人口红利”向更多依靠“人才红利”转变。人口结构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供给规模萎缩、储蓄率与资本增长率降低，从而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近年来，中国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不断提高，使应对老龄化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源基础。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不断强化教育和技能培训，促进劳动者人力资本与产业需求的更好匹配；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供优质公共就业服务，提高低龄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度。
加快形成与人口老龄化相匹配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人口是消费的主体，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将带动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等需求的增长，消费结构的这一变化又将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为加快形成与老龄化相匹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需要政府在要素扶持政策和相关市场领域改革方面加大支持和推进力度。加强对大健康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强化税收和金融支持政策，并通过市场化运作吸引社会资金加大投入；积极培育健康经济新业态，加强技术创新平台以及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健康产业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人口老龄化会对养老保险产生直接冲击，加重医疗卫生体系的负担。实际上，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已开始了相关准备，例如，2000年就建立了国家战略性社会保障基金，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未来还需着力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健全老有所医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多层次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
多措并举提高养老服务供给。当前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滞后、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不足。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调动社会各主体的积极性，共同承担养老责任，逐渐形成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由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其他社会成员和组织等组成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支持形成产业链长、覆盖领域广、经济社会效益显着的养老产业集群。
人口流动依然活跃，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文章称，根据“七普”数据看人口迁徙流动情况，中国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3.76亿人，比2010年增长了将近70%。从流向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从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集聚的总体趋势没有变。在这样的人口流动格局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城镇常住人口为90199万人，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亿人，农村人口减少1.64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
根据1990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城镇化率呈现加速提高的趋势：1990年至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9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571万人；2000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107万人；2010年至202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286万人。
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还将有十几个百分点的提高空间。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每年上千万的农村人口进城，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持续释放巨大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从人口分布的区域格局看，东部地区人口为5.64亿人，占39.93%；中部地区人口为3.65亿人，占25.83%；西部地区人口为3.83亿人，占27.12%；东北地区人口为0.99亿人，占6.98%。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依然是人口流入最集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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