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确保主要官员问责制和“行政主导”实现，除了要有一个团结和有能力的领导班子外，这个班子能否有效领导公务员队伍非常重要。为此，领导班子对高层公务员的升迁要有一定的发言权。能否忠实执行领导班子的政策和决定应该是考虑升职和调迁的重要标准之一，但不必是唯一标准。与此同时，“任人唯才”和“任人唯贤”等行之有效的原则和传统必须保存，更要防止高层公务员的任命和升迁被过度“政治化”。制度的优良方面和完整性应该尽量受到保护。
第四，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应该有更大的调拨财政资源的法定权力，尤其在各政策和行政部门内。这样才能确保领导班子的政策能够快速和有效推行。
第五，有了主要官员问责制之后，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组成的领导班子应该全面和切实负起政治行政领导和统筹协调政府各个部门工作的职能。回归前，这些职能主要由“港督”和公务员队伍中的政务官员承担。在新的政治形势中和在新的行政架构内，政务官员在那些方面的职能的重要性持续有所下降，但并非完全失去。由于领导班子的成员不时有变动，所以政务官员在维系整个政府运作的连贯性上仍然有重要作用。而在那些“政治性”较明显和“吃重”的工作上，政务官员应该尤其擅长和受器重。
高层公务员应走向“专业化”
第六，高层公务员应该走向专业化。一直以来，大部分部门首长职位都是由熟悉政府运作和政治触角较敏锐的“通才”政务官员出掌。虽然香港的财经官员和其他官员之间存在一定分工，但整体而言高层官员的专业性仍嫌不足。这种安排在当今世界颇为罕见。除了英国等少数例子外，其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政府部门首长都是由长期在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或专家出任。香港目前和将来都要面对众多复杂棘手政策问题，涉及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民生改善、科技进步等方方面面，亟需吸引更多各种专才加入政府或法定机构工作以充实政府的治理能力。日后在选拔部门的领导官员时，不妨让政务职系以外的高级公务员有更多晋升机会，同时让他们在有关部门内任职较长一段时间并增强专业知识。同时，政府也应该从社会上以合约或其他方式、把各路专业精英招聘到政府内长期性或短期性地出任要职。第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应该更多发挥领导班子在公务员队伍中的代表的作用，而非不少公务员所视为的“自己”的代表。其实，如果有合适人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也不一定要由有公务员背景的人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应该是领导班子有效领导和指挥公务员队伍的主要手段。同时，他也有责任确保公务员队伍的完整性，防止其政治化、内部政治分化和成为各方势力斗争的战场。
最后，既然中央要强化和完善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和问责制度，则同样原则也应该应用在公务员队伍的管理上。“只升不降”的预期在公务员群体中颇为普遍，而公务员降职的实例又确实不多。今后如何更好地运用“赏罚”和“任免”制度来严格提升公务员在执行政府政策时的责任感和工作表现无疑是一项重要任务。
以上管见并没有涉及到具体措施和安排，对此我持开放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