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一度让人们误以为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制度和欧美式的市场经济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才能够真正拥有未来；而这种误解，无疑使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胜”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制度红利，也直接导致这些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对于通过不同的制度与模式获得长足发展的中国，心生妒忌、恐惧与排斥。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并非适应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因为欧美国家通过战争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自己的制度与模式，已经而且还在给一些原本稳定运行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大量涌向欧洲的难民已经激起当地民众的巨大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与国会撕破脸的方式急于兴建边界围墙，就是这种灾难性的后果的反噬。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已经用事实证明中国选择了最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正是一种成功的道路示范，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主动寻求最为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而不能盲目地追随“文化帝国主义”的舆论引导。如果说冷战刚刚结束时“华盛顿共识”独领风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北京共识”已经且正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吸引。而只有广泛地吸取当今人类社会在制度和模式等方面的最佳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并非仅仅为了建立一个经济和军事上雄霸世界的霸主之国，还包含盛唐那种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探索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的王道意愿。日本当年通过大化革新逐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与大规模复制、移植唐朝先进的典章制度有重大关联；日本先后派遣了十九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先进文化。中国盛唐的软实力对日本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影响痕迹至今清晰可见，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包含着为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成功示范与道路选择的意涵。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大变局的世界需要选择道路，若有实实在在的榜样则最为稳妥，而粤港澳大湾区就可以提供实证的示范：这里集纳了最不同的政治制度，最多样的经济模式，最复杂的法律体系，大不相同的关税区，最多元的东西方文化。环顾全球，当今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主权辖下的一个区域，能够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兼收并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域、多种经济模式。但是正是在这种极端复杂的状态之下，中国如果能够通过和而不同、撷英集粹的方式，通过融合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能够为区内民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就可以用成功实践的范例，在更大区域包括世界范围，发挥重大的影响与示范作用。
七、可为解决台湾问题积累理论与实践的战略储备
国家的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不可绕过的过程。2019年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已经引起两岸四地以及全球的高度关注，表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已经提上日程。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国家统一方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融合发展”的国家统一方法已经推动落实的现状下，对于如何进行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先期准备，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与创新实践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特殊意义。
如前所述，粤港澳大湾区因为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形态、法律分歧等方面高度复杂，需要在更大的共同利益驱使下通过融合发展，相互认知、相互体谅、相互协助、相互妥协，以期实现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目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虽然在具体细节上与现在港澳实行的“一国两制”会有诸多差异，但是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形态、法律分歧的复杂性上并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总体处于涵盖之下。所不同的，无非是台湾更多地存在着政治势力的算计，包括希图抑制中华民族复兴的外国政治势力的干扰，政治的对抗性与军事威胁，在外国反华力量的支持下会比较严峻。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构思，并在香港和澳门率先实践的。对于当今中国追求的民族复兴来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国家不能实现完全统一，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台湾自李登辉时代特别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对“一国两制”反复加以污名化抹黑，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港澳地区的实践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都具有客观的参考价值。
从国家实现完全统一的角度看，通过将港澳地区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主动推进整合更为复杂多样的制度与模式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会推动“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无疑对两岸统一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的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特别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经济模式的协同发展产生的巨大成就，必然会对未来台湾地区与作为国家主体的中国大陆如何融合共进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中国大陆完全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总结与试错，以融合创新寻求最为有效的方式，逐步完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解决台湾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战略储备。
八、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创新实践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备受欺辱以来，历代国人特别是历代国之精英披肝沥胆为之奋斗的目标。如今，中国人之所以对前景充满信心，之所以相信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基于对过去近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选择了正确有效的发展道路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普通人来说，民族伟大复兴，无非强汉与盛唐：大汉之雄烈使强虏远遁、宵小俯首；大唐之繁盛使万邦来朝、争相仿效。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若以汉唐为标杆，就必须进一步强化硬实力与软实力。就今天中华民族的状况而言，也需要某种程度的“民族再造”：“强汉之雄烈”就需要激发国人勇悍的精神，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盛唐之气象”就要求有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通过制度与模式的吸纳与创新，尽取天下之长，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用，也使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倾心仿效。
繁荣富强，是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孜孜以求的目标。当今世界，已经不是上个世纪的那种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壁垒森严。曾几何时，同样缘起欧洲的两种思想体系，外化成你死我活的铁血争斗，20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殊死较量损耗了难以计数的生命与财富。而以往意识形态对立所造成发展模式对峙，经过长期磨合已经呈现出优势互撷的理性，很多发展模式早就不再是敌对性的，而是相互吸收与借鉴。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对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对立与斗争实现了超越，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王道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超然诠释，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智慧。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融合发展理念，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促成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设了可行的途径。
当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植入世界各地的人心并非易事，虽然中华文明历来提倡“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追求“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的理想，但是不同的文明传承与文化基因，要真正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需要精心的教化与实证的示范。推行这个观念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当然困难重重，欧盟经历近三十年的整合（如果以欧洲经济共同体算起则有六十年），包括部分主权让渡，尚且不能完全结为一体，更出现英国脱欧的重大倒退，要求在差异更大的世界范围内马上接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并形成共识，仅仅依靠理念的感召是不够的。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人们更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事物，世界需要亲见实实在在的成功示范。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而这个坚实基础就是通过探索尝试和示范推广造就的，探索与尝试在一定的时期甚至领先于理论的构建，示范则为迅速推广、降低改革风险提供了可靠经验。但是，以往的探索往往限于一城一地，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规模之大及影响之远，都是波及世界的，因此需要更为复杂的理论构建和更大规模的实践检验，这就需要包含更多制度与模式、城市与人口的区域承担。
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一城一地的范围，和制度单一的实践，都不足以为全国和世界进行示范，而利用一个在当今世界经济体中可以排名第十一、人口相当于中等国家的“混合区域经济体”，且具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系法域的高度复杂的区域，确属举世难寻的探索复兴大道的实践胜地。无疑，粤港澳大湾区既有养育雄烈之气的科技与经济实力，也有培植包容之心的制度与模式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无论经验与教训，对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而言，都是巨大的财富。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拥有两种政治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系法域，且经济实力相当于中等国家的独特区域，其理论创新与具体实践本身就牵动甚广，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全局性宏伟蓝图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精心努力才能逐步显示更佳的效果：因为复杂的区内结构性矛盾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磨合甚至对撞才能化解，各相关城市的相对优势也需要时间协调才能形成聚合效应。
但是显然，粤港澳大湾区的设置与推动，不会仅仅以经济规模超越已有的纽约、旧金山和东京等三个湾区为最终追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包容天下之长的撷英集粹、融合发展，可以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验证，为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求最为合理、有效、坚实、可靠的光明大道。
粤港澳大湾区将能够利用这个区域在制度与模式方面的多样性、复杂性，直观地向当今世界证明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模式、不同法律体系、不同社会文化可以在更大的共同利益的目标下，通过融合、创新与实践，探索出更为优化的发展模式，为世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为众多的发展国家提供更为有效的发展道路选择。这种优选与示范，将是已经回归世界政经舞台中央的中华民族，对世界进一步发展所做的中华文明的贡献，将对人类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①三个法域：三个法系，按照法国比较法学家达韦德教授在《当代世界法系》一书中的划分，香港可归属于英美判例法系，澳门可归属于大陆法系，内地可归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李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治问题》。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月号
②全球以粤语为母语者约有1.2亿人，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东、香港、澳门、广西、海南等地，在广东省1亿人口中，使用人数超过6,700万。随着近代两广地区人口向海外迁徙，粤语在加拿大及澳洲等地之华人社区中为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粤语也是除了官话外，唯一在外国大学有独立研究的汉语族语言。此外，粤语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以及北美洲、欧洲和澳洲、新西兰、圣诞岛等地的华人社区都有广泛分布。
③广州十三行，又称广东十三行、十三洋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下令封锁全国对外口岸，仅保留广州珠江粤海关一带作为对外通商港口，且不得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商。
④黎沛文：《从居民到公民：香港人国家认同主体资格的建构》载于陈广汉、黎熙元主编：《当代港澳研究》2018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⑤《中国恢复了鸦片战争以前的信心》-访《亚洲事务》杂志董事长贝齐尔。原载《中国评论》月刊2001年1月号。
⑥同上
⑦“科层制度”是一种理性化的管理组织结构，基本职能是执行决策者的经任命产生的官员所组成的大型组织。它必须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登记，权责自上而下传递。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组织人类活动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系统性的流程和高度组织化的等级制度，对维持秩序、获取最高效率和防止腐败必不可少。
⑧原载于郭伟峰着《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5月号，总第25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