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香港要保持自由港的优势，才能够保持“一号香港”的竞争力。但是，必须把通道打通，让资本流到我们想让他去的地方。比如说采取一系列措施，畅通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和2.5产业的通道，或者让资本进入地产行业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等，都有助于减慢贫富差距的扩大。过往香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全球化典范”的称号，但是忽略了本地的发展，我认为未来应该让全球化为本机服务，让“一号香港”为“二号香港”服务。
中评社记者：有声音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恢复中央政策组，也有声音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建立顾问班底。我们知道您曾在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担任过高级研究主任，能否结合您的经历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洪雯：我在中策组工作过五年多六年。我2013年离开中策组进入利丰后，香港政府曾有一个高级官员找我做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研究项目，但是没有任何支援和酬金，是义务工作。最终，我的公司允许我用了三个月时间，去完成政府的这个项目。这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政府在寻求研究去支持其决策时，没有可持续的机制。香港政府多年来不积极参与经济发展，也没有专门的研究力量去研究和展望经济，中策组以往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出台政策之前中策组会做民调，摸一摸社会的脉搏。修例事件之前如果有中策组通过各种方式做民意调查，不知道结果会不会改变。我想说的是，一个政府怎么能不去研究，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内部研究力量，要到企业借人义务做研究？这很荒谬。我认为不单是中央政策组应该重建，而且每个政策局都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力量。
但中央政策组的重建并不意味着完全复制从前的模式。其实当年那个政府部门来借我的时候，中策组还在，但显然局并不太信任中策组，不想将项目交给中策组来开展。因此，中策组即使重建，也需要跟政策局发展信任关系。它应该有点类似于发改委的角色，进行产业规划，并且整合各个政策局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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