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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前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院长王贵国接受了中评社专访(受访者提供) |
中评社:通过您刚才的剖析,香港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对内无法获得民心、控制疫情、重启经济,对外无法参与国家的“大循环”,亦有可能被排斥在各主要国家经济复苏的进程之外。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爱国之外,香港的管治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王贵国:邓小平当年开创性地提出“一国两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想要更好地落实和维护“一国两制”,我认为需要一个有专业性、有责任心、有国际视野的政府。专业性指的是作决策时要讲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责任心不仅仅是敢于担当,更要有创造性,对如何发挥香港特殊的角色,要有自己的想法;有国际视野指的是要能看到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
中评社:您提到香港政府喊口号多于实干,作为研究“一带一路”的专家,您现在是不是对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很悲观?
王贵国:我不悲观,我很失望。面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家“走出去”的需要,香港政府必须去研究“一带一路”与香港的关系,为香港在“一带一路”中可发挥的作用作出整体规划。但是香港政府一直以来都在空喊口号,使得社会对“一带一路”根本不了解,也没有起码的好奇心。另外,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抹黑“一带一路”的情况下,香港非但不作出澄清,反而对“一带一路”的专家、会议、论坛表现出一种高傲。
现在,特区政府又在强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也是同样的状况:口号叫得响亮,但是不做实事。面对自身疫情、经济下行、失业等危机,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香港政府更需要弄清楚大湾区到底是什么;当美国带头围堵中国的时候,香港能发挥什么作用,能否在被制裁的情况下,依然展现出独特的活力和能力。如果什么都不能做,那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和普通的内地城市有什么区别?
中评社:您刚才提到香港应该进行自我定位,但香港政府在这方面其实是缺位的,而是由中央政府作出安排,包括“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等。
王贵国:正是因为香港政府的缺位,才迫使中央为香港定位。但是,中央政府不可以取代香港政府的作用。因为两级政府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讲,它要考虑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平衡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关系和角色等。而香港政府应该站在香港的角度,思考香港如何根据自身的优势,在大湾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香港政府一直在它应尽的责任中缺位,被动地接受中央政府的安排,那么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存在吗?香港政府必须知道,既然香港拥有和内地不一样的“一制”,如何在大湾区中运用好这“一制”、如何扬长避短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包括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高度完善的营商环境、高度完备的法治体系、高度国际化的专业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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