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25日电／以上月底签署旨在填补现有“买美国货”法案条款漏洞的行政令为标志，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一上台就亮明力挺“美国制造”的态度。这一政令受到美国制造业界欢迎，但也遭到多方质疑，一些贸易伙伴担心华盛顿继续推行“美国优先”。学界则评估其效果将适得其反，它将增加“美国制造”的成本，并不能创造更多就业。
延续重振“美国制造”的努力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出现制造业外迁、外包，进而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流失、国际竞争力下降等问题，增加国货购买是扭转这一态势的举措之一。拜登新政是在延续前几届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努力。从小布什、奥巴马再到特朗普，美国政府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包含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增加就业、缩小贸易逆差、提高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等等。
其中，有些目标取得一定成效，比如就业增加、出口增长，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却收效甚微，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制造业回流、制造业比重、制造业占出口比重、外部失衡等。
增加就业是美国政府重振制造业战略的重中之重。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与就业比重双重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各个部门均出现不同程度就业衰退，但制造业就业衰退幅度最大，回暖速度最慢。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比重一直保持在8%左右，显示奥巴马的“再工业化”、特朗普的“美国制造业回流”等均未提升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在去年以来的疫情影响下，美国就业状况更是全面恶化，这不是出台几项政策所能挽救的。
另一个为政策所看重的目标是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专业人士看来，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结构性问题，美国消费率高、储蓄率低，美元又是关键国际储备货币，进口大于出口体现了生产要素和资源全球性优化配置的要求，总体上对美国有利。但贸易逆差伴随了产业外迁和国外廉价资金的涌入，造成国内就业流失，金融泡沫扩大。
政治人物会利用这些矛盾来争取选票，政府倾向于实施保护主义来争取选民，但实际效果却难如人意。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出口开始有所恢复，但在出口增加的同时，制造业贸易逆差没有下降，反而持续上升，从2008年的3214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6830亿美元，翻了一番。特朗普政府正是以此为借口对中国等大打贸易战，但并没能改善贸易逆差总体失衡的情况。加之疫情影响，2020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扩大到创纪录水平，第四季度GDP中商品贸易赤字比重创2012年以来最高。同时，2020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49%，降幅超过全球平均下降42%的水平。
最紧迫挑战不是美国货买得少
评估政策成效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就业、贸易状况等是多重因素互动的结果，政策因素的作用难以精确衡量，因果联系相当复杂，不同的立场、角度，不同的分析路径往往导致相悖的结论。例如，数据显示特朗普任内美国的新增就业有所改善，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认为，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拉低了美国经济增长，使美国失去24.5万个工作岗位，这严重损害了美国经济。
其实，拜登政府在就业方面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并非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的美国货太少。据统计，2019年联邦政府采购支出6000亿美元，其中分给外国供应商的蛋糕只占8%。当前的最大挑战是，受疫情影响，私人投资大量涌入工业自动化，以规避利用人工的风险，
美国制造业人工岗位正出现“大规模瓦解”。未来大量的制造业工人需要转岗，而联邦政府手头的就业和培训项目品类不足、缺乏协调、资金匮乏。拜登政府正在全力推进总额达1.9万亿美元的新一轮救助和刺激经济计划，但其中没有新增对岗位培训的投入。据美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统计，国会批准的应对疫情引起的转岗培训经费仅为3.45亿美元，相比之下，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美国国会的同类拨款为近60亿美元。
华盛顿还有更好的选择
重振美国制造业道路坎坷，“多买国货”可能绕远，它让贸易伙伴担忧华盛顿会不会走上特朗普“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老路，这与拜登政府试图重返同盟和伙伴体系的努力相悖。过去的经验也证明，刻意推动多买国货可能增加成本，适得其反。
其实华盛顿还有其他的选择。例如取消“特朗普关税”，抓住中国扩大开放、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机遇，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2019年的研究，2014年以来中国GDP增长40%，美国GDP增长约20%，但美国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的制造业出口只增长不到10%。其中固然有中国制造竞争力提升、进口替代增强等因素，因为欧盟、日韩等制造业对华出口也出现下滑，但下滑幅度远不如美国。过去5年美国制造业出口总体表现不佳，对华制造业出口趋弱主要是美国自己的原因。
中国正在积极构建更加平衡的对外经济发展与合作战略，将进口更多消费品，出口更多资本品。拜登政府大可抓住这个机会，放宽中国对美投资限制，让中国资本帮助美国人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这些产品可以返销快速扩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过去40年，与欧盟、日韩等相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无论流量、存量，均呈现规模小、占比少特征。美国一直责备中国对外资限制过多。近期，中国已经放开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梳理立法，加强执法，创造内外资平等营商环境。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中国正在努力培育开放的、世界上规模最大、质量不断改善的消费市场，对外积极参与区域和跨区域自贸区协定，打造自贸区网络，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美国错失了上一轮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会，期待这一次能做出明智选择。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廖峥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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