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其实香港政府也提了很久要发展创科业，您认为香港的创科业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雷鼎鸣：香港的大学在基础科学研究和高端应用科学研究方面是很不错的，问题是香港没有配套设施，没有上下游的生产能力，学校里弄出来的研究成果没有办法产业化，不产业化它就不成为生产力。所以发展创科产业，光靠香港是搞不出来的，香港也不需要单打独斗，香港要扮演的角色还是在研究方面，这方面要多花力气。
现在中美摩擦增加，美国污蔑、迫害当地的中国学者和学生，这些科研人才有部分已经离开美国回到内地，还有一部分出于生活习惯、家庭原因或是别的考虑仍留在美国。过去二三十年，我一直参与科大的人才招聘工作，根据我的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来香港是挺有兴趣的，但是香港要解决他们两个问题，一是工作机会，二是子女的教育及配偶的工作。假如香港政府能够投入资金，加紧吸纳这一批人才，对香港科研发展极为有利。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错过了可能就没机会了，可惜特区政府好像不懂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中评社：在现时的社会环境下，港府可能更倾向于把资金用到纾困上。
雷鼎鸣：这是很短视的。吸收人才是种投资，而且是高回报的投资，现在港府是在解决一些短线的问题，但如果把钱用在投资人才上，就能够提高GDP，也能增加政府的税收。
中评社：中国最近在加快构建内需体系，提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这种模式下，香港有怎样的发展机遇？
雷鼎鸣：本来一个经济体系是越开放越好，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进步相当程度上是靠开放。国际贸易把中国的企业放在了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假如企业不想办法进步，它就会倒闭，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局面。现在中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生产产业链和优质的企业，所以中国是可以开始提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当然这不等于不开放，只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强调释放内需，如果未来出现极端情况，我们也能依托自身的生产和消费继续发展。在“内循环”的基础上，中国尽可能寻求更高水准的对外开放。
中国的储蓄率是很高的，超过GDP的40%，因此中国不缺乏资金，每年的新增资本比美国多了几倍。香港在过去承接了很多来自内地的资金。不少内地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法把钱弄到香港它们所开设的公司后，再以香港公司的名义把资金投回内地，这方面资金的流通量是很大的。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下，我相信这种资金的流通量可能会更大。所以香港要多注意这种情况并且更好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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