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远也说，但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屡次表示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一事，日本始终持消极态度。日本的公开说法是担忧中国的市场开放力度无法与CPTPP的高标准进行对标，而实质上是日本相关政策重心转变的一种折射。即从推动同一制度框架内的良性竞争让位于与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构筑“小院高墙”，一方面推动部分产业对华“脱钩断链”，另一方面重组相应的供应链和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具体而言，日本日益重视安全考量与经济手段的相互补充，并形成经济安保的理念，且将之视为国家安全保障和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内外联动主要表现为对内推行经济安保战略，并设置相关主管部门，又出台“经济安保法”，对外与美国首度建立经济版“2＋2”协商机制，并积极引导美国共同充实“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内涵。受此影响，尽管中日经贸整体上在2022年仍保持了一定的发展态势，但规模已被中韩经贸总额超越，这导致日本在中国贸易伙伴的排序中也滑落至第五名。
胡令远表示，不言而喻，日本于2022年5月出台的“经济安保法”，对中日经贸关系带来深远的伤害。但在华日企仍勉力开拓、苦心经营，也收获了可观的业绩。经贸纽带在中日关系中所起到的压舱石和粘合剂的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也彰显了中日关系的内在韧性。
他指出，2022年对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冲击和深远影响的，无疑是12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等所谓“安保三文件”。在这三份文件中，日本提出将致力于拥有对敌先制攻击能力，并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达到GDP的2%等主张。这些举措意味着日本战后安保理念和防务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完全抛弃了“专守防卫”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和平宪法名存实亡，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胡令远说，近年来，日本不断炒作周边面临的所谓重大安全变局，声称存在“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地区威胁，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而这次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则毫不避讳地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日本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实现国际关系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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