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仇长根向中评社签名赠书（中评社图片） |
在上海台办担任研究室主任，有幸代表上海台办与汪道涵会长保持经常联系，倾听汪会长的指导。1999年在汪老的关心指导下，“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原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曹建明担任首任所长，我和章念驰任副所长。
汪会长对“上海台湾研究所”要求很严格，几乎每周都要听取所里的工作汇报，经常召集“各路”学者开会。在汪老面前，我们都是“小辈、晚辈”，有幸与德高望重的汪老坐在一起，分析、研判台海形势，讨论、研究台湾问题，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接受他布置的研究题目，不仅拓宽了知识面，也增长了我们对台政治思维的能力。
在我做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30年过程中，两岸关系发生了不少重大历史性事件：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商谈达成“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1993年“两会”首次在新加坡举行了破冰的“汪辜会谈”；1998年“汪辜”又在上海举行“会晤”；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首次在北京举行“胡连会”；十年后的2015年，备受世界关注的两岸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首次在新加坡举行“习马会”。这些重大要历史事件，至今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002年我离开上海到香港中联办工作，那年49岁。现在还清楚记得那年9月2日下午，我从浦东机场坐上飞往广州的飞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这是我第二次要长时间离开上海，不是“北上”黑龙江，而是“南下”香港，两个方向，两种目的，两种使命。我心里面很清楚，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岗位任职，工作环境需要重新适应，工作内容需要重新定位。同时我感到，换了新的岗位，换了新的“跑道”，又有了一次学习新的知识，开阔新的眼界的机会。但如何尽快适应“境外”工作呢？我暗下决心，要用充沛的精力和百倍的努力，去完成新的使命。
2013年，在香港工作十年后，我返回上海退休，任上海台办副巡视员，兼任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上海东亚研究所顾问。2015年特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继续从事对台研究，发挥“余热”。或许是多年的职业习惯，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的思绪仍然是“台湾”，兴趣点也仍然关注于大陆对台政策新的精神，关注于台湾政党政治和岛内主流民意新的变化，关注于外部势力对台湾新的动向。
退休后，总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有时候赶稿子时间还不够用。我已养成习惯，每天下午打开电脑，进入香港“中评网”，观看1个多小时新闻，为撰写涉台文章、做课题研究、作台情报告、制作PPT课件，积累最新的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