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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讲座过程中直播截屏） |
中评社北京5月3日电／4月30日下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系列讲座》迎来第15讲，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历史学家章百家受邀就1945年至1978年中日关系的演进分享看法，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延江主持是次讲座。
讲座伊始，章百家从外交史角度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并依据时间节点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949－1952年的真空阶段，1952－1961年的民间交往阶段，1962年至1971年的半民半官阶段与1972年至1978年的两国关系正常化阶段。在章百家看来，这几十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取得的成果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结果，其中，中国政府是最积极的一方，尤其是经历过中日战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对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格外重视。“周恩来总理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中日外交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积累，见机而作。”他总结道。
从“真空”期到“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章百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日关系曾出现真空期，这主要由以下三点原因促成。一是日本战败后被美国独家占领，实际上失去了外交自主权；二是中国国内也出现重大变化，国共内战导致政权更迭。新中国成立后又与苏联结盟，与之前在内战时主蒋反共的美国在朝鲜战争里发生对抗，“一边倒”格局固定化。三是世界形成两极对峙格局，美苏冷战兴起，而东亚地区成为亚洲冷战的前沿地带。随后的中日“和约”问题，旧金山合约，美日安全条约以及日台合约等都注定了中日恢复邦交会坎坷曲折。
章百家指出，新中国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50年代突破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点。因此，尽管对上述历史遗留问题采取反对立场，新中国仍然特意在声明中区分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贸易此时作为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中日民间交往逐渐开始。在1952年，两国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两国贸易也在艰难前行。同年中方协助遗留在中国的三万多日侨归国。不少国营单位特意设置了日侨归国办公室集中审批，依照自愿原则分批安排日侨回国。此后，民间交往也逐渐向各个领域开展，1954年日本甚至组织大型观光团参加新中国国庆活动，其中有不少日本参众两院议员，这也是中日双方主张两国友好的共同努力。
但章百家提到，中日关系的破冰之路并非一番风顺，尽管在日本民主党鸠山一郎内阁时期，中日民间交往逐渐扩大，签订了不少民间贸易协定。但岸信介接任首相后却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让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倒退。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甚至让中国政府决定断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于文化交流。
他续指，在岸信介政府时期，中国也在不断调整对日政策，形成了“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于“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政治三原则是指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阴谋，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贸易三原则是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政治经济不可分割原则则是指政经关系要结合起来平行发展，中日两国首先是两国人民应采取渐进和积累方式，以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1962年11月，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达成为期五年的长期贸易协定。这一备忘录的签订实质是“民间在前台，政府在背后”，是由民间帮助不便出面的政府缓和两国关系。这是中日之间通过民间交往而推动官方挂钩，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日关系正常化“两步走”
章百家强调，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是一盘棋，相互之间交织错杂。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十天，周恩来总理也同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会谈，对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基本且充分的交流。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启以及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国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的。
章百家还介绍说，中方还判断田中角荣将出任首相并预做准备。在田中首相访华时，两国也对中日邦交恢复的各项问题进行充分探讨，达成共识后，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规定，两国复交后将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也促使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在讲座尾声，章百家再次回顾了新中国时期对日政策变化，他认为，两国关系是细水长流不断积累起来的。“处理中日关系要一直向前看，只有向前看才能真正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他如是总结道。据他分析，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虽然很曲折，但每一步都是中国恰到好处的抓住了时机。
在讲座最后，章百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回顾以往，正是经历过中日战争的一代领导人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他们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需要我们后人谨慎思考，为何他们明明经历过战争，却又更珍视注重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来之不易，这留给了我们后人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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