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陈水扁在书中特意以黑体字标示批评指出，“年金也好，党产也罢，以我个人的经验，我必须要说，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智慧和政治手场夹政治解决，不能够政治问题纯用法律解决。”现在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他认为年金和党产问题，绝对不是弄一个讨党产的特别条例（《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或是年金改革的特别条例就可以达到民进党所要追求“转型正义”的目的。要知道，年金和党产不但是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纯然是法律问题。如果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中间处处都是政治，而且政治的影响层面就是社会。
为此，陈水扁质问道，党产的当与不当，都是历史问题。能够一刀切吗？要追讨党产还追溯到七十一年前的一九四五年，这不是政治问题，什么才叫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问题，可以单纯用法律解决吗？以目前的争议来说，人家要发给员工的薪水，可以把它冻结起来，让他们发不出薪水吗？如果一个执政党可以对一个在野党这样做，讲好听一点是为了追求“转型正义”，但是従另一个角度来看，难道不是另一种政治清算和斗争吗？我觉得总是要留一条路给人家走，不能让人家连活下去都没办法吧！
陈水扁还批评指出，不当党产的定义订得非常的严格，除非证明自己的党产是合法的，否则一律推定是不当党产。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以前我们读法律都知道，“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也就是检察官必须拿出证据，要是拿不出来，就判无罪。要叫国民党证明自己无罪，要怎么证明？这是政治问题，不是一般的犯罪问题。而且犯罪问题都是无罪推定，现在我们也不是把它认定为犯罪问题，而是民事求偿返还的问题，这样的话，能够比无罪推定还要更严格的有罪推定吗？现在不当党产的定义就是这样。我们真的非常担心这种无限上纲，而且忽略掉历史因素和一些政治考量的做法，未来会走得很辛苦。
陈水扁对年金的问题，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十八趴”有当时的时空背景，现在要改当然可以，只是要不要溯及既往，还是往后适用？过去的信赖保护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些可以取消，有些也可以降低，这些都可以讨论，可要知道，政治问题还是要政治解决。毕竟这是改革，不是革命。事有轻重缓急，必须循序渐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