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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中评社 俞敦平摄） |
中评社台北11月6日电(记者 俞敦平)曾任海基会副董事长与驻新加坡代表的邱进益，6日在政治大学出席“两岸关系的谈判协商：从回顾中找解方”座谈会，以亲身经验回顾1993年辜汪会谈的筹备与谈判历程。88岁的邱进益指出，两岸协商并非单纯政治对话，而是一场外交智慧与心理攻防的综合战，从地点选择、礼仪安排到文字斟酌，每一步都考验对等与务实的原则。
政治大学外交学系与对外关系协会6日下午于政大举行“两岸关系的谈判协商：从回顾中找解方”座谈会。政大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外交系教授卢业中主持，前驻新加坡代表、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担任主讲人、对外关系协会会长、前“外交部长”林永乐致词、前海基会副秘书长、前中广总经理李庆平、前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前“国安会秘书长”、前陆委会主委苏起与谈。
“中华民国”的外交发展，离不开两岸关系。”邱进益开场引述前“外交部长”钱复的话，提醒外交学子不可忽视两岸因素。他笑称，许多外交官后来都“转进”两岸事务，如苏起、夏立言等，自己也是从外交体系转入两岸谈判。
邱进益接着回忆，1987年政府开放老兵返乡探亲后，自己奉召回台参与设计两岸政策架构，协助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大陆委员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并参与《国家统一纲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1992年共识(九二共识)的形成，为隔年的辜汪会谈奠下制度基础。
邱进益指出，1993年的辜汪会谈，是两岸四十多年来首次正式接触。他表示，会谈本质上是台湾的“主动出击”──透过海基会推动民间对民间的技术协商，希望在国际上展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姿态；而大陆则希望藉此塑造“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政治象征。
地点选择过程也充满考量。原曾讨论台北、北京、香港与日内瓦，最终选择新加坡。邱进益亲赴新加坡与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会谈，李光耀表达全力协助但不愿“做调人”，并指示“外交部”协助技术与礼宾安排。邱进益语带赞美的说“他那句‘我不做调人’很有智慧，因为万一你们吵起来，就不会怪到新加坡头上。”
邱进益指出，当时谈判承受三重压力：一是对岸的不确定性；二是民进党质疑“升格政治谈判”；三是体制内矛盾，陆委会为避责将压力转给海基会。甚至时任陆委会主委黄昆辉坚持先完成“文书查证”与“挂号信查询”两项协议，才能举行辜汪会谈，形成“连环套”。邱进益说，他只得透过民间管道私下传话，先化解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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