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我们知道这次联合研究是世卫组织挑选的国际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家联合开展的。我们想问一下，咱们双方是如何进行分工合作的？另外如果在交流过程中有了观点的碰撞，双方又是如何处理的？谢谢。2021－03－31 16：20：10
梁万年：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一个国际的团队，是中方的专家和世卫组织的专家形成一个共同的团队。当时我记得，外方的组长彼特博士和我就讲，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这个家庭有三十几个家庭成员，我们在一块儿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最终研究报告。所以我们必须以家庭的氛围和态度来做。
我前面也介绍了一下，从具体的工作方式上，“四个共同”是我们的原则，也就是要亲密无间，大家不分你我，我们都是同样的使命，都是同样的身份，是溯源的科学家。在“四个共同”的基础上，我们工作方法是，打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我们把溯源工作分成三大领域，其实还有若干领域，但是不可能分得那么细。一个是流行病学的领域，你看我们中方的小组长就是冯子健教授，外方的我记得是丹麦的费舍教授，两位领衔，然后有相关的流行病学领域的专家进入这个小组，大家在一起工作。分子溯源组中方的组长是杨运桂教授，外方的组长是荷兰的玛瑞恩教授，也是有一组人在一起。动物和分子溯源组，中方组长是童贻刚教授，外方组长是美国的达萨克博士。所以，一开始从分工上，就是按照研究的领域，把专家融合成一个团队。在具体工作方式上，前14天我们只能通过视频，所以我们有大组的会议，也有更多的会议是小组，重大的问题、方向、方法、原则、各组之间的协同，是由彼特博士和我，我们两个共同组织召开各组所有成员参加，在一块儿讨论决定。具体的细节和执行，就是由每个领域的组长具体去谈，更进一步实施的办法和措施。所以一直感觉，我们是没有分你我，合作得很愉快，运行得很高效，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冲突，因为科学家即使在同一个领域的科学家，还有三组科学家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即使来自同一个国家，科学家是不同的专业，他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溯源必须是多学科的、多方位的视角来做这项工作，那么对一个方法的讨论，对一个结果和资料的解释，包括这种数据的分析方法和集成，肯定不同领域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建议，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有很多的争论，甚至这种争论可能是很激烈，但是我们感到特别正常。科学家不争论就有问题了，因为追求真理的过程，在逼近事实的过程，是艰难的科学的过程，唯独争论才能进一步的使大家形成共识。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些报告说，中方的专家和外方的专家有一些激烈的争论，我感觉这个话说的没错，确实有争论，我们中方的专家内部也争论得很厉害，然后我们不同小组之间的争论也很厉害，这是正常的，不要认为争论就是有矛盾，是两码事。争论的目的是为了使溯源更加科学，使证据更加完备，这一点我想特别强调。所以我总的感觉，我记得最后一次大组会，那天晚上我们花了一夜的时间，把总报告又从头到尾每一句每一句进行斟酌，最后形成共识。天亮了，我们就说，我们终于现在可以考虑，我们没有争吵的声音了，我们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看看我们这个孩子是什么样，马上它就要面世了，让世人看了，这个孩子最少是个正常的孩子，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孩子。所以，我们是非常愉快的。报告出来，我们总的感受，我们作为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外方专家两个最重要的感受，一个是自豪，通过我们的努力，产出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是有价值的，无论对疫情的控制还是对以后的进一步研究。第二个我们是自信的，作为科学家，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和信息得出的结论，我们是基于科学的，是循证的。谢谢。2021－03－31 16：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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