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廉洁自律准则》存在已久，但执行不到位，改革开放令腐败的情况变得严重。现在雷厉风行地反腐，确实起到震摄作用。中纪委从严治党深得民心，但党的纪律之外，还有不少规范官员行为的条例，国家的《刑法》也有涉及贪污的条款。我曾建议把所有与之相关的规例汇集成一部反贪腐法，适用于全社会。
在制度预防方面，廉政公署负责预防和教育工作的人员与执法人员的编制比例大约是1:3，比内地要高得多。每处理一件案后，都会检视制度是否有漏洞，避免重犯。廉政公署亦会主动联系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对高风险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通常有两三位廉署防贪处人员到一个部门调研三到六个月，然后再作出一份详尽的预防报告，经部门同意后公布。
领导人高度重视是前提，彻查贪腐、制度预防和社会监督三管齐下，才能够有效防止腐败。依现在内地的情况看，第一项的力度很大，第二项正在提高，最后一项还需加强。
中评社：香港、新加坡是华人世界里两个公认廉洁的地方。是不是和两个地方都比较小有关。大陆这么大，做起来会不会难很多？
罗范椒芬：其实可以化整为零，先从一个城市、一个县城做起。
中评社：有种说法认为，香港在互联网方面落后于内地，没有赶上这一浪潮。不过可喜的是，去年创科局终于成立。您作为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会主席，怎么看香港互联网、高新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罗范椒芬：内地互联网产业比香港起步早、规模大，投资多。香港的市场小，人才和资源都有限，只能从比较有优势的地方突破，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在“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领域发展。香港有高端基础研究能力，不过人数不够多，没有形成群聚效应，官产学研缺乏统筹协调，以致力量分散。情况就好比天上的星星，各自闪烁，但不耀眼，香港需要建构一条银河。
经评估香港的强弱机危，科技园建议集中力量推动三方面的科研：
第一，应对健康老龄化。香港社会面临老龄化的问题，科技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素，再生医学可以治疗药物和外科手术难以处理的退化性病症。如果有新的科技在香港试验成功，可以推广到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和地区。
第二，打造智慧城市。内地多个城市已经走在香港前面。不过香港地方稠密，地理环境多样，行政高效，法制健全，都有利香港作为智慧城市应用科技的实验室。试验成功可以把经验和方案向内地以及一带一路上的城市推广。
第三，发展机器人。机器人的范围非常广，应用于重工业方面的机器人，并不适合香港。我们较侧重医疗方面的机器人，港大、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和工程系在这些领域都有比较先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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