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德国二战后的“军事克制”文化也一度保持强大的惯性。德国恢复统一之初，时任总理科尔仍信誓旦旦地表示：“德军永远不会重回被纳粹铁蹄践踏过的土地。”
然而，正所谓时移世易，随着安全环境的变化，德国对军队走出国门的认知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按照德国2016年版国防白皮书的表述，“德国正同时面临着空前多样而高密度的挑战”。毕竟，上一版国防白皮书发布已是10年之前。当时，叙利亚和利比亚还未开始内战，还没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乌克兰尚未发生大规模冲突，欧洲也无难民危机。在德国精英看来，欧洲“不稳定周边”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应重新定义“周边安全”的内涵和军力运用的意义。
这种认知变化也体现在公众层面。2015年11月，巴黎遭恐袭后，法国要求启用欧盟条约中的互助条款，德国迅速回应，出动1200名德军参与多国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民意反应普遍积极。而仅仅5年前，时任德国总统科勒还曾因一番德国出兵阿富汗“有保护经济利益的作用”言论，引起国内强烈批评，最终被迫辞职。如此强烈的反差，也折射出在德军走向海外问题上的民意变化。
同时，美国战略东移留出的北约欧洲防务空缺，英国“脱欧”后腾出的欧盟防务联合“旗手”位置，以及法德在追求欧洲防务一体化和战略自主上的默契，都为德军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平台。
热点地区展现军事存在
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德军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愈加频繁，并在欧美亚非各大洲“安营扎寨”，开设了众多海外基地。
一方面，德军大力开展与盟国军队的协作和交流，在对方境内设立军事基地。由于在阿富汗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德美军事关系迅速升温。德军在美国佛罗里达、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亚利桑那等州建立了飞行员训练基地，均由位于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基地的驻美德军指挥部管辖。此外，在北约及欧盟框架下，德国还在法国、英国、荷兰等国设有军事基地。
另一方面，德军以“国际反恐与强制和平”为由走出国门，在多个热点地区展现军事存在，开设军事基地。德国在立陶宛卢克拉的军事基地，就是根据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多国“增强型前沿战斗群”的决议，于2017年向立陶宛派驻装甲部队时开设的。2006年10月，德国海军因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在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港建立了一个后勤补给基地。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德军在伊拉克和约旦分别设立了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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