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设立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为中国经济大船寻找航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做大中国经济体量，经开区从沿海到内陆渐次设立，典型代表如苏州工业园区，成为招商引资主力；为了提升中国经济的含金量，1988年中国官方批建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即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如今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标杆，这样的国家高新区多达160多家。
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设立，代表着国家级新区战略的实施，通过对特定区域重新定位来实现国家发展大计，仿佛荒凉旷野里“长出”一座金融中心，带动长三角地区崛起。2017年中国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则承载了中国人对未来之城的想象、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期望。
中国经济棋盘中这些被赋能（包括经济地位、政策倾斜、权力自由度等）的棋子，意在以点带面，通过点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县域的产业发展，促进某一区域的经济融合，乃至以沿海的振兴撬动腹地的发展潜能，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
然而，随着中国迎来发展新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阶段，囿于部分历史使命达成、优惠政策作用弱化、发展惰性累积、管理体制弊端凸显等因素，打造“升级版”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增长极，也需要更强大的改革驱力。监管更灵活、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度更高、与国际规则高规格对标的自贸区被时代所选中。比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正逐步形成自动驾驶产业集聚态势，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创新也被寄予厚望，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有望再上台阶。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性增强，各国都在创新经济发展设置，中国的自贸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等，都有其中之意，幷且展现出较之其他经济体设置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僵持不下的背景下，此次新设的6大自贸区首次纳入沿边地区——广西、云南和黑龙江，尤其引发关注。对内层面，沿边地区落后于沿海，设立自贸区有助于振兴沿边，发掘沿边潜力，形成区域辐射效应。对外层面，广西自贸区被赋予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枢纽的重任，云南自贸区有助于强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结，黑龙江自贸区有利于促进中俄经贸投资合作，不啻为中国在为定位新的开放方向做统筹谋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