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18日电／最近《经济学人》杂志上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服务业比重逐渐超过制造业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部分制造业都是可贸易品，大部分的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所以现在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如果不是因为全球的服务业占比更重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全球经济增长更大的波动。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文章称，也就是说，全球的增长波动性本来是更高的。一个例证就是，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经济扩张应该是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因此，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不仅中国，而且全球，未来除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可能下降之外，监测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波动性也可能会相应降低。这与现有研究中，TFP增长是顺周期的倾向是一致的。
还有一个观察，是资本回报的数据。我们梳理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2017年三季度之前的十几年，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比国有企业的都高；但2017年三季度开始一直到2018年底，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企的资本回报开始超过民营企业，这可能是由于轰轰烈烈的去产能导致的。但从去年4季度纾困民企措施相机落地后，民企盈利增速开始修复，但国企盈利增速却开始急速回落。可见，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态。大部分情况下，民企资本回报要比国企的资本回报更高。因此，未来一旦市场进一步放开之后，会不会成为TFP增速中枢跃升的一个契机，这是现在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一点。尼古拉斯-拉迪为什么说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比现在的水平更高？他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一旦在市场开放上有更多的推进，让民企有更多发展空间，那么就会产生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升。这相当于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巨大的要素跨行业重新配置。同样一个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务农转为务工，就能带来生产率的极大提升；同样一个市场，由主要由国企掌控，转变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同台竞技、相互比拼，是不是中国又一次要素重新配置的机会呢？
文章指出，如果未来能够释放第二次改革红利，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对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悲观。再过一个季度之后，也许不用一个季度，大家就会更加清晰地判断出宏观调控的基调和走向。如果少一些逆周期调控，多一些改革性措施，对资本市场信心的稳定，对民营企业家信心稳定，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稳定抬升，也许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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