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瑞雄指出，台湾电视新闻的结构性危机。（照片：张瑞雄脸书） |
中评社台北4月15日电／TVBS惊传裁员风波，资深主播吴安琪证实离开主播台，消息曝光后，震惊新闻圈。台北商业大学前校长张瑞雄15日在脸书发文提出6点观察表示，这不是哪一家电视台的个别困境，而是整个台湾电视新闻产业的共同写照，媒体业者必须面对现实，裁员可以是转型的一部分，但不能是转型的全部。把资深主播扫地出门、把成本压到最低、靠着AI和监视器画面撑场面，这不叫转型，这叫放弃。
张瑞雄说，从去年底到今年二月，TVBS已陆续进行两波人力缩减，累计波及超过百人。资遣对象从基层摄影、工程人员到驻地记者，如今轮到了资深主播。这不是哪一家电视台的个别困境，而是整个台湾电视新闻产业的共同写照。要理解这场危机的本质，必须从最根本的经济结构说起。
第一、广告市场的崩塌是核心，台湾电视广告收入在过去十年间蒸发了将近百亿，难以守住每年一百五十亿台币的关卡。与此同时，台湾数位广告市场每年的规模约达六百多亿，问题在于其中八成以上流入Meta与Google两家外资平台的口袋，留给本地媒体的，只剩残羹。
张瑞雄说，Google与Meta掌握的是流量入口与使用者行为资料，广告主追求精准投放与可量化的转换率，电视台能提供的触及规模虽大，却愈来愈难在数位广告逻辑下自我定价。换句话说，电视台正在用旧时代的产品，参与一场规则已经完全不同的竞争。更残酷的是，这场竞争的裁判是演算法，不是编辑室。广告主的预算已经被平台资料说服，转向精准行销，而电视台最引以为傲的“大众触及”正逐渐失去溢价空间，迟早要在人事成本上开刀。
第二、收视族群老化是另一颗定时炸弹，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之所以萎缩，有一半原因来自广告主对受众结构的精算。年轻世代几乎不再以电视作为主要资讯来源，而是在演算法推送下被动接收的片段内容。电视新闻台的忠实观众，年龄层正在快速老化，而这个族群对多数广告主而言，购买力与消费意愿的吸引力都相对有限。
张瑞雄表示，当一个媒体平台的核心受众集中在五十岁以上，愿意在这个版位大手笔投放的广告主类型就会愈来愈窄。电视台面对的不只是观众流失，而是广告主主动重新分配预算的系统性撤退。这个趋势不会因为几个改版或几位新主播而逆转。
第三、流量与营收之间的致命落差，有人或许会说，媒体转型做数位、冲网路流量不就好了？问题没这么简单。数位内容的流量从来就不直接等同于营收，甚至出现流量愈大、亏损愈大的吊诡现象。台湾几家已公开上市的新媒体公司财报，清楚呈现了这个困境，原因还是在于本地数位广告的大饼几乎被外资平台垄断。
张瑞雄说，传统电视台转型数位，面对的竞争者不只是同业，而是坐拥全球资本的科技巨头。在同一个广告市场里，电视台是提着竹篮抢水的小贩，平台则是压着水源的水库管理员。这个不对等的竞争结构，不是靠努力转型就能弥平的。
第四、AI降低成本的逻辑，正在反噬新闻价值
张瑞雄表示，在这样的财务压力下，AI成了管理层眼中最显而易见的解药。新闻台的AI主播早已不是新鲜事，不需要薪水，不需要劳健保，不需要在假日紧急回棚，更不会在谈判桌上要求加薪。资深主播年资深、薪资高，纯粹从成本计算的角度，几乎自动成了财务报表上的高风险项目。
张瑞雄说，这个逻辑表面上说得通，骨子里却是一场豪赌。资深主播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判断力、在镜头前的沉稳气场、与观众之间多年建立的信任感，这些都是极难量化的资产，短期内也无法被AI真正复制。把这些人以成本名义清退，换来的短期财务优化，很可能是以电视台最后一点可信度作为代价换来的。信任一旦瓦解，广告主和观众不会因为看到AI主播而回头，只会加速离开。
张瑞雄指出，媒体管理层陷入了一个自我矛盾的处境。一方面强调要深耕新闻品质、巩固品牌信任，另一方面却选择裁掉最能体现这些价值的资深人员。裁员省下了人事成本，却也同步清空了品牌资产的底气。这笔帐，不知道有没有人真正算清楚过。
第五、内容品质崩坏是恶性循环的起点
张瑞雄说，财务压力也直接冲击了新闻内容的品质取向。部分电视台在收视压力下，大量填充监视器画面、网路热议话题和车祸冲突影像，这类“低门槛内容”几乎不需要采访成本，制作快、成本低，短期看得到收视反应。
张瑞雄指出，但这是一条走不远的路。当新闻台自己放弃深度报导与专业判读，用廉价内容填充版面，观众不是没有感知的。收看频率可能短期维持，信任度却在一点一滴地流失。而广告主在意的，恰恰是媒体的品牌形象与受众黏着度，而不只是瞬间的收视数字。走低品质路线换来的流量，无法有效支撑广告定价，这个恶性循环一旦启动，很难自行中止。
第六、电视新闻还有没有商业出路
张瑞雄表示，说了这么多困境，电视新闻业是不是就只剩等死一途？未必。但生路绝对不在继续缩编、继续走廉价内容路线、继续靠AI主播假装成本问题已经解决。
张瑞雄说，从经济角度看，电视新闻若想重建商业可行性，必须找到平台无法取代的差异化价值，然后将这个价值有效变现。深度调查报导、大型现场直播事件、权威性的财经与政治分析，都是演算法无法有效生产的东西。这些内容有机会支撑付费订阅模式，就像《纽约时报》在数位转型中靠着付费墙和订阅收入重新站稳脚跟，台湾电视新闻若有心走这条路，必须先有胆识在内容品质上大幅投资，再谈变现。
张瑞雄强调，国际合作与授权收入也是值得认真评估的方向。台湾的新闻有其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性，两岸关系、半导体产业动态、区域安全局势，都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的议题，若能建立具公信力的内容品牌，授权给海外媒体或与国际平台合作，是广告收入之外的另一条收入来源。
张瑞雄说，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媒体业者愿意诚实面对现实。裁员可以是转型的一部分，但不能是转型的全部。把资深主播扫地出门、把成本压到最低、靠着AI和监视器画面撑场面，这不叫转型，这叫放弃。
张瑞雄最后谈到，吴安琪整理办公室时，把搬不走的大型奖杯留在公司，只带走了小的。那些奖杯代表的，是台湾电视新闻业在某个年代真正认真做过的事。现在的问题不只是那些奖杯该不该留下，而是电视台的经营者是否还记得，那些奖杯当年是怎么得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