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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1：三个版本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威胁来源的评估与应对方略对比 |
中评社╱题：特朗普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华认知与政策实质 作者：王鹏（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覃愿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通讯作者
【摘要】特朗普第二任期出台的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华语气看似有所缓和，但全文在西半球、科技、业等核心领域虽不点名中国，具体描述处处直指所谓“复杂的敌人”“非西半球竞者”等，其实质是将中国作“匿名的敌人”来应对。报告文本以西半球优先和部整肃核心，推动美国战略从全球扩张向本土夯实转型，将经济安全、科技竞与关键资源-供应链控制提升至国家安全高度。其对华战略呈现出“务实遏制”的新特征，即从正面全面对抗转向侧翼包抄、体系切割与盟友勒索，旨在以最小成本对中国进行长期消耗。对此，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自主发展，深化国际合作，以应对美国这一更具隐蔽性与系统性的遏制战略。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4日，美国特朗普总统公布其第二任期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下文简称《报告》）。①这份仅33页的文件甫一问世，便在全球战略界、舆论界引发关注。其颠覆性在于，它不仅以“美国优先”为核心信条，更以“西半球优先”为实践主轴，对美国延续数十年的全球战略进行了根本性修正。2025年版的《报告》既不同于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版《报告》将中、俄明确定性为“修正主义大国”与“战略竞争者”，②也不同于拜登政府2022年版《报告》所强调的“决定性的十年”与“民主与威权”的体系性对抗，③2025年版《报告》在涉华表述上似乎出现了微妙变化。它罕有地将中美关系描述为“近乎对等的关系”，并将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指向“以互惠平等为原则，重振美国经济自主地位”。以上种种使不少研究者误以为“特朗普对华认知变好了”“美国对中国认.了”，甚至随着特朗普的节拍唱起“G2之歌”。
然而，表面的“缓和”与“务实”（pragmatic）之下，暗流汹涌。④这份报告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特征是，“敌对（的）”（adversary/adversaries/adversarial）一词高频出现了11次；此外“竞争（者）”（competitor/competition）亦出现20余次。它们如幽灵般贯穿于《报告》阐述的经济安全、区域主导、军事威慑等核心议题之中，精准描摹了美国眼中那个无处不在、必须加以防范和击败的“他者”形象。尽管《报告》在直接点名中国的段落中用语较为克制、“缓和”，但在其他段落以极具威胁性的语言描述特定国家“试图控制关键供应链”、“谋求区域主导地位”、“在关键技术上构成挑战”的“非西半球竞争者”或“复杂敌人”等等，其战略投射与现实参照不言自明。换言之，在这份看似言辞和缓的《报告》中，中国乃是一位“匿名的敌人”（anonymous adversary）。
因此，对《报告》中“敌对”与“竞争”话语的深度解码，是洞察其对华真实认知、潜在态度及后续政策走向的“题眼”。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全面围堵的“阵地战”，转向核心区固守、远程制衡与不对称打击相结合的“混合战”。
一、《报告》对华新认知：不“指名道姓”但“精准画像”
当前中国舆论界、政策界有一种流行的论调，认为2025年版《报告》没有如2017年版那般将中国明确冠以“修正主义大国”或“战略竞争者”的头衔，便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认知上“认.”或“缓和”。这种观点完全误读了文本的深层逻辑，犯了“以名害实”的错误。恰恰相反，2025年版《报告》通过一套更为复杂、灵活且务实的“术语工具箱”，构建了一种概念模糊化与目标清晰化并行的二元叙事，其对华威胁的研判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深入骨髓，手段设计也更具系统性和隐蔽性。其字面上的“语气缓和”绝非战略认知的根本性修正，而是在此前为期七个月的对华“第二次关税战”等直接对抗遭受挫败后，被迫进行的战术回调与攻击轴线的转移，然而其战略遏制本质却一以贯之，甚至更为深远。⑤
2025年版《报告》一共出现“中国（China）”21次、“中国的（Chinese）”3次、“台湾（Taiwan）”8次，以及“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2次。明确围绕“中国”的论述虽然都集中于《报告》第四章“战略（Strategy）”中第三节“地区（Regions）”中的第二项“B. Asia”，但纵览全文，在其他诸如“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经济安全”（Economic Security）等处，都反复针对所谓“占据主导地位的对手”（dominant adversaries）、“其他国家”（domination of others）进行不点名的批评和警示，从而勾勒出一个无比清晰、且唯一能对号入座的“头号目标”形象。这本质上是一种更高级的“污名化”策略，它将矛头从国家实体转向其行为模式与战略效应，既避免了外交上的直接冲撞，又为采取任何形式的遏制行动提供了看似“对事不对人”的弹性藉口。
（一）“非西半球竞争者”与“敌对外部影响”
《报告》在阐述“特朗普推论”时，核心目标是“拒绝非西半球竞争者在本半球部署力量或拥有战略资产的能力”。放眼全球，有能力且有意愿在西半球进行战略性投资、基建和军事合作，并能被美国视为“威胁”的，除了中国，别无二选。《报告》要求盟国在接受援助时，必须以“终止敌对外部影响”为前提，这实质上是将与中国进行正常经贸往来的拉美国家置于“选边站”的境地，构建了一道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地缘隔离墙。这种“区域排他性”条款，比泛泛的“战略竞争”指控更具操作性和压迫感。⑥
（二）“掠夺性经济行为”与“复杂敌人”
在经济安全部分，《报告》罗列的罪状几乎是为中国“量身定制”：“国家主导的补贴和产业战略”“大规模知识产权盗窃和工业间谍”“威胁我们关键矿产供应链”“芬太尼前体出口”以及“宣传和影响行动”。它宣称要确保美国“不再依赖任何现存或潜在的对手获取关键产品”。在军事部分，《报告》强调必须为“与一个复杂敌人（a sophisticated enemy）的冲突”做好准备。⑦这些描述，已远远超越了普通“竞争者”的范畴，而是将一个在经贸、科技、安全、社会治理各领域都被描绘成“不守规则、构成系统性威胁”的“敌手”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其潜台词是：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者，更是制度、模式与生存意义上的挑战者。
（三）“近乎对等的关系”所隐含的焦虑与受挫感
《报告》罕见地承认美中是“近乎对等的关系”（one between near-peers）。这绝非恭维中国，而是美国战略界最深刻的焦虑来源，也暗含了其在正面交锋中未能如愿以偿的挫败。承认“对等”，意味着美国彻底放弃了通过单边施压迅速改变中国行为或削弱中国地位的幻想，正式接受了双方将进行一场决定未来国际体系主导权的、代价高昂的“持久战略博弈”的现实。《报告》本身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它指出，中国通过强化对全球中低收入国家供应链的控制、以及通过墨西哥等第三国间接对美出口，成功适应并部分化解了始于2017年的美国关税压力。这种认知，比简单地贴上“战略竞争者”标签更为沉重和严肃，因为它承认了简单粗暴的“关税闪电战”已然失效，必须寻求更复杂、更长期的综合遏制方案。
二、《报告》对华新认知的产生原因
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展现的对华认知，相较于此前2017和2022年版的国安报告，展现出某种从“指名道姓”到“匿名敌人”的显着转变。这一转变并非美国战略善意的释放或根本立场的软化，而是其在对华战略实践中遭遇挫折、国内政治议程紧迫、以及全球战略资源被迫重估后，多重压力交织下的一次被动调整与战术进化。其实质是一种更为务实、也更具隐蔽性的竞争策略；其核心驱动力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华打压再度失利：从“关税闪电战”到“持久消耗战”的现实倒逼
新版《报告》对华认知调整最直接、最现实的动因，源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初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再度受挫。以2025年4月开启、为期七个月的第二轮对华关税战为代表，特朗普政府意图复制其第一任期手法，通过高烈度经济对抗迅速压垮或迫使中国做出根本性让步。然而，此次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清晰地暴露了单边霸凌工具的局限性与反噬风险。
此次失利迫使美国战略界达成了一项基本共识：面对一个经济体量庞大、产业体系完备、战略韧性不断增强的中国，试图通过“关税闪电战”速胜的幻想已然破灭。《报告》罕见地承认中国通过“加强对全球中低收入国家供应链的控制”以及通过第三国转口等方式，成功适应并部分化解了始于2017年的关税压力。这实质上是一次对既定政策失败的战略级复盘。正因在正面、直接的“阵地战”中代价高昂且收效不彰，迫使美国决策层必须调整策略。新版《报告》中“近乎对等的关系”这一表述，正是这种挫败感与清醒认知的集中体现。它标志着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作为同等量级博弈对手的现实，从而将战略重心从追求短期“压倒性胜利”，转向谋划一场旨在最大化自身优势、最小化自身成本、同时最大化中国发展成本的“持久消耗战”。
（二）国内政治斗争需求：“美国优先”的内顾转向与选举政治的驱动
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始终深度嵌套于其国内政治议程之中。2025年版《报告》将“西半球优先”和“内部巩固”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美国优先”理念在内政外交上的极致体现，其背后是尖锐的国内政治矛盾与选举政治的刚性驱动。
首先，《报告》将大规模移民、边境安全、产业空心化、传统价值观重塑等国内议题彻底“安全化”，并置于威胁排序的顶端，这直接回应了特朗普核心选民群体的焦虑。在经历全球反恐战争和过度海外干预引发的普遍疲惫后，相当一部分美国选民认为，海外投入挤占了解决国内问题的资源。将中国隐晦地塑造为导致产业流失、供应链依赖的“外部威胁”，同时高调宣扬“再工业化”和“经济安全”，既能凝聚国内政治共识，也能将国内经济社会矛盾部分导向外部。
其次，这种内顾转向导致了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报告》计划将军事资源大幅向美洲集结，同时在印太地区维持“高强度、低冲突”的格局，要求盟友承担更多一线防务成本。这反映出一种冷酷的“生意人”逻辑：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集中力量经营“家门口”即西半球的绝对控制，而对于遥远的印太地区，则尽可能以“交易性”方式让盟友承担遏制中国的主责和成本。
因此，对华认知的“匿名化”处理，也与这一国内政治议程相符。一方面，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引发不可控的剧烈对抗，符合其集中资源处理国内优先事项的需要；另一方面，模糊的指控为与中方在非敏感领域维持必要贸易往来、服务国内经济需求预留了空间。
［表格1：三个版本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威胁来源的评估与应对方略对比］
（三）总体威胁排序调整：霸权信心衰减下的战略收缩与重心再平衡
2025年版《报告》最颠覆性的变化在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图谱的全盘重构，这构成了对华新认知的全域性背景。美国战略界基于对自身实力限度和国际格局变化的评估，进行了一场从“全球扩张主义”到“本土堡垒主义”的深刻转型。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冷战后美国追求的永久主导世界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不可取且不可能实现”。这一论断堪称美国霸权信心衰减的公开宣示。基于此，《报告》进行了明确的战略收缩：将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赋予西半球，提出针对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严防“非西半球竞争者”在该地区获取影响力。同时，传统的地缘政治挑战被重新排序：欧洲虽重要但被严厉苛责；中东的战略优先级被降级，以避免新的“永久战争”。
在这一全新的威胁排序框架下，中国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角色发生了语境转换。中国不再被单纯视为一个需要全球围堵的“军事-意识形态挑战”，而是被更精确地定位为关乎美国霸权存续根基的西半球及国内产业等“核心区”构成“经济与系统性挑战”。换言之，中国的“威胁”在美国最新认知中，已从“全球影响力争夺”更多地向“核心利益区侵蚀”偏移。《报告》虽在直接点名中国的章节用语相对克制，但在论述“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技术霸权”和“西半球排他性”时，却通过大量高度具象化的行为描述，如“国家主导的补贴”“控制关键矿产供应链”“复杂敌人”等，勾勒出一个在经贸、科技、地缘等多维度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精准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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