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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特朗普主义”的理论传统定位 |
中评社╱题：“特朗普主义”的内涵与发展 作者：关成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总统主义”是特定总统任内对外政策基本方针的集合，也是研究美国外交的重要视角。学界和战略界关于是否存在“特朗普主义”与何为“特朗普主义”存在长期争议。本文认为，“特朗普主义”作为美国“总统主义”发展的最新表征，具有对应的理论传统和时代特征，关于“特朗普主义”的界定争议则可借鉴概念结构化方法予以澄清。本文将“特朗普主义”分为理念层、工具层和政策层，认为其理念传统源于被民族主义重新定义的保守主义。在工具层，本文将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偏好——“颠覆思维”“小团体决策”“交易偏好”视为促成“特朗普主义”外在表现形式——单边主义下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的直接原因。特朗普第二任期标志着“特朗普主义”的成熟阶段，表现为特朗普对外交决策的绝对主导，推行更具个人交易色彩的对外政策，“特朗普主义”的“民族-保守主义”底色更加鲜明，并更加频繁地采取扩张主义式的胁迫外交。
自特朗普2017年首次执政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急剧转向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强烈的认知震荡。学界、战略界和传媒界相继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贴上“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标签，这些定位既反映了不同立场和视角对“特朗普现象”的解读张力，也暴露出既有分析框架在解读“特朗普主义”时的局限。在这一标签泛化的背后，还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争议，如究竟存不存在所谓“特朗普主义”，应在什么语境下探讨“特朗普主义”，以及如何处理特朗普个人与“特朗普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本文借鉴概念结构化分析方法，尝试解析“特朗普主义”的内在理念传统和外在表现形式，并通过对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特质分析，探究总统偏好对“特朗普主义”的形塑作用。
一、围绕“特朗普主义”的争论
“特朗普主义”是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核心理念与实践的集中概括。基于美国外交中较为成熟的“总统主义”研究——即探讨不同总统的外交风格与政策遗产，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是否具有对应的传统渊源和逻辑连贯性存在较多争议，这主要在于官方阐释长期缺位和特朗普执政风格的高度个人化特质。
（一）“特朗普主义”——来自政府内部的阐释
关于“特朗普主义”的官方阐释长期缺位。特朗普本人并不追求所谓“总统主义”的表达形式，他将自己的“不可预测性”视为一种决策优势和谈判技巧。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百天之际，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以发言人的身份强调了“特朗普主义”的“交易原则”和“底线原则”，为美国的中东军事行动和对朝政策做辩护。〔1〕特朗普第一任内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曾将特朗普本人于2016年4月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视为“特朗普主义”的起点。〔2〕在2019年“未来安全论坛”上，斯金纳列举了主权、互惠、共同责任和区域伙伴关系等要素，并尝试用种族主义和文明冲突的观点界定“特朗普主义”。〔3〕在特朗普第一任内担任国安委战略沟通事务副助理的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曾以“美国优先”来定义“特朗普主义”，他列举了“特朗普主义”的四大支柱：全球化的普遍帝国形态刺激民族主义回归、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收益递减、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世界同质化不符合美国利益。〔4〕安东的文章曾掀起了一轮对“特朗普主义”的激烈讨论，其中也多为质疑的声音，如《新共和》杂志副主编希瑟·霍恩(Heather S. Horn) 就提出，所谓的“美国优先”完全是特朗普优先。〔5〕丹尼尔·拉里森(Daniel Larison)也认为，“美国优先”是一种陈词滥调，无法概括特定的“总统主义”，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不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6〕
总体来看，对“特朗普主义”的政府内部阐释存在认同性和权威不足的问题。普里巴斯的阐释是出于对特定政策的辩护目的，斯金纳的定位则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中的交易偏好相悖，安东在其文章发表时实际上已离开国安委将近一年时间。来自政府回应的长期缺位激发了外界对“特朗普主义”的讨论热情。
（二）关于“特朗普主义”的外部争论
美国战略界人士也是“总统主义”的主要诠释方。自特朗普首次上台以来，围绕“特朗普主义”的讨论不绝于耳，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到底存不存在一种“特朗普主义”？二是关于“特朗普主义”的内涵。
第一，部分观点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特朗普主义”。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派系，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决于哪些势力在某些问题上占了上风，并不存在一致性战略。共和党分析师罗恩·克里斯蒂（Ron Christie）表示，“特朗普主义”更像是“总统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对某一特定问题所持有的看法”。〔7〕迈克尔·格森（Michael Gerson）更是直接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定性为“一系列冲动、欺骗、断言、撤回、修改和妥协的产物”。〔8〕
第二，部分观点认为虽然没有规范意义上的“特朗普主义”，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仍有一定逻辑可循。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强调，特朗普具有一个非常连贯且一致的世界观，这些观点在几十年来都不曾改变，包括他对美国军事联盟的极度不满，认为美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遭受不公平的对待。〔9〕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也指出，虽然特朗普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外交哲学的内容，但并不意味缺乏理念。〔10〕戴维·琼斯(David Martin Jones)和约翰·比尤(John Bew)认为，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还上升不到具象化的“总统主义”层面，但他处理国际事务时仍遵循一些既定标准和红线。〔11〕
第三，认为存在具有理论和逻辑连贯性的“特朗普主义”。扎克海姆（Dov S. Zakheim）认为，虽然特朗普总统未像许多前任那样明确阐述“特朗普主义”，但他早已在外交中践行这一原则。〔12〕哈什·潘特(Harsh V. Pant) 也表示，“特朗普主义”的世界观是独特的单边主义、近乎扩张主义的“天命论”以及其他个体信念的混合体，并默认所有国家都应该“服从”华盛顿的抉择。〔13〕维尔·辛科（Ville Sinkkonen）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在与自由国际主义相对照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兼具新保守主义文明隐喻、现实主义的零和世界观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的交易性方式。〔14〕内斯林·马利克 (Nesrine Malik)也指出，“特朗普主义”有着明确的特征和轮廓，一是交易性特征，二是交易内容的可量化和收益最大化，三是抛弃“软实力”。〔15〕雅各布·夏皮罗（Jacob Shapiro）和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为“特朗普主义”提供了三条依据：承认美国在联盟方面的“过度扩张”；贸易应被认为对美国最有利，而非对世界其他国家更有利；“僵化的多边主义”在后冷战世界不再享有价值。〔16〕
上述观点表明，对“特朗普主义”的探究很容易滑向价值判断。部分观点集中强调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但也夸大了总统个人在美国对外决策中的作用。“总统主义”固然能够体现总统个人的观念及偏好，但却并不完全等同于总统的个人意志。历史上来看，“总统主义”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文化中，既是对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回应，又反映了国内社会思潮的变迁，还是一系列决策互动的结果。目前来看，对“特朗普主义”概括的术语包括但不限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扩张主义、单边主义等，这在美国历史上的“总统主义”研究中也极为罕见，但并不意味着对“特朗普主义”的研究必然滑向“不可知论”，厘清这一概念需要藉助适当的研究方法。
二、“特朗普主义”——一种概念结构化的解释框架
从美国“总统主义”的发展规律来看，判断总统任内的外交政策方针能否被概括为“主义”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总统主义”的合法性源自一套能够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对前任政府部分理念和政策的调整；二是实现对美国历史上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任何“总统主义”都无法完全脱离美国外交传统来运作；三是总统任内的对外政策理念和实践应紧密关联，且在具体的政策行动上具有逻辑连贯性。“特朗普主义”并非难以捉摸或不可概括，关键任务在于识别“特朗普主义”的传统渊源、厘清“特朗普主义”的内在理念和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处理好特朗普个人与“特朗普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还应避免陷入教条，任何遵循单一外交理念的“总统主义”只存在于理想状态，而美国外交传统又总是处在变化发展当中。对此，通过概念结构化方法能够较为清晰地回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关于“特朗普主义”的三层次结构分析框架，理念层彰显“特朗普主义”的思想传统，工具层体现其外在表现形式，政策层则涵盖具体的政策产出，对理念层和工具层的分析是本文的重点。
（一）“特朗普主义”的传统渊源——“民族-保守主义”
事物变化越多，它就越保持不变。特朗普主义看似一个矛盾复合体，兼具杰克逊主义式的民粹特征、汉密尔顿主义的重商主义倾向、门罗主义的孤立主义表现等，而这些观点的交汇无疑表明“特朗普主义”是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存在具有融合特征的理论关照。
第一，民族主义是“特朗普主义”的理念内核。特朗普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美国民族的优先性，并将同“极端伊斯兰力量”的对抗定义为“文明的冲突”。《华尔街日报》对这一演说的分析显示，几乎58%的内容都与民族主义主题相关，达到近40年来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最高水平。〔17〕特朗普在公开接受采访时也常将自己标榜为“民族主义者”。在第二任期，这一民族主义的底色更为清晰，国务卿鲁比奥提出，美国应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回归到多极世界中，这一表态涉及对美国利益观、角色观、霸权观的重新诠释，即从全球普遍利益回归到美利坚的民族国家利益。
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利坚民族主义自“定居者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特征，这根植于17世纪以来“自我-他者”“先到者-外来者”的认知互构中，在此后的不同时代又表现为不同形态的种族对立和排外运动，深刻烙印于亨廷顿所说的“我们是谁”命题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中西部白人“优先”。2016年以来的美国种族矛盾既有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也有“肯定性运动”以来“逆向歧视”的政策积弊，更离不开政治选举背后的周期性社会运动。特朗普在两届任内先后收紧移民政策，从第一任期的修筑美墨边境墙和颁布“限穆令”，到第二任期的撤销“临时保护身份”（TPS）和移民执法“军事化”，包括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都表现出其反移民、反多元文化和打造白人“种族国家”的连贯取向。
第二，“特朗普主义”——民族主义对保守主义的复兴。在“特朗普主义”之中，民族主义表现出了强大的复合功能，如与基督教传统相结合，强化了以信仰为纽带的爱国主义认同，与先进技术主导目标结合为技术民族主义，而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民族主义对保守主义的复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在长期演化中逐渐具有了“大帐篷”的功能，其核心理念保持稳定，但这些理念的具体内涵却在不断变化，一些价值在某些时代被重新阐释，一些价值则在发展中实现了相互转换，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具有突出的“融合主义”特征，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便是不同思想和利益团体在一个广泛的“大帐篷”中实现“融合”。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根据这一特点将“现代保守主义”概括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与保守主义社会传统”的结合。〔18〕“新保守主义”作为上一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表现形态，影响力在小布什政府期间达到顶峰，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奥巴马上台而一度沉寂，“新保守主义”在外交上也陷入了“过度干预”困境。2016年以来，特朗普以“民族主义”重新定义了“保守主义”并赢得了美国大选，标志着美国保守主义的再度“复兴”，2024年特朗普的再度回归则确定性地开启了新一轮保守主义政治周期。特朗普以“民族主义”实现了对美国保守主义传统的范式重构，改造了“新保守主义”，调整了“首要主义”目标和对外干预路线，使之更聚焦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外交团队组建方面也表现出意识形态整合能力，将“民主推广”和“首要主义”的支持者排除在外，任用了一批主动适应“美国优先”导向的官员，实现了对“新保守主义”派的分化和战略重组。
［图1：“特朗普主义”的理论传统定位］
（二）“特朗普主义”中的总统个人特质
总统个人特质是美国外交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总统个人成长经历、从政经验、性格特征都会系统性地影响其对外决策风格。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极具个人特质的总统，融合了曼哈顿地产商的交易思维、媒体真人秀的表演型人格与华盛顿“圈外人”的反建制背景，这些特质也自然地带入到他的决策偏好中。
第一，“颠覆思维”和“小团体决策”——构建合法性的需要。“总统主义”集中反映了总统本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些观点将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偏好归因于个人特质，往往忽略了这一特质的根源和约束条件。特朗普的首次胜选意味着一名来自华盛顿“圈外”的“非典型”总统在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华盛顿政治“丛林”中入主白宫，他以“美国优先”为口号，蔑视国际条约体系和制度规范，批评盟友对美国的“盘剥”，在对外政策上“逢奥（巴马）必反”，先后退出了《巴黎协定》和《伊核协议》。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在对外政策上存在着拓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共识，只是在具体的手段和方式上存在差别，而特朗普则对这一秩序持“全盘否定”态度。虽然他的胜选本身符合美国宪法和选举程序，但缺乏了某种政治秩序——亦即“合法性”的认可。对特朗普而言，“颠覆”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以“颠覆思维”打破国内外现状，突出自身的与众不同和独特政绩，逐步构建起这一合法性同样是环境约束下的必然选择。在决策过程中表现为“小团体决策”甚至是“家族决策”，对外则是以“元首外交”和“特使外交”保证决策权的把控，并绕过建制派长期控制的美国官僚运作体系，以跨国私人纽带界定对外关系的远近亲疏，以打破地区对峙“僵局”的方式积累“外交资本”，尤其是推动对朝谈判和斡旋俄乌冲突，而“强人形象”“好大喜功”既是特朗普的性格，也是塑造这种合法性的独特途径。
第二，极致的“交易偏好”。特朗普倨傲于自己在多年商业生涯中无往不利的“极限施压”交易技巧，但美国外交中的“交易性”并非特朗普独有。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基于规则和价值，拜登则在竞选宣言中批评交易性政策，强调美国的盟友体系是超越金钱和利益，美国的承诺是神圣的。从实际来看，美国对外政策从未根本上脱离过英美实用主义底色，这体现在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体系内“援助换投票”等案例中，美国的“民主推广”也常与军事基地准入、资源特许权等实际利益挂钩。特朗普固然具有显着的个人“交易偏好”，但这一偏好只是将美国外交传统中的交易性进行不加掩饰的表面化处理和频繁使用。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由国际秩序上的部分回撤也提供了相应交易空间。所谓“没有敌人，没有朋友”构成了“特朗普主义”的基本内涵，〔19〕这一交易偏好与美国外交中的实用主义传统相结合，表现为“以对手的交易能力和两国交易潜力”衡量国家间关系，又善于以“凭空造牌”的方式积累交易筹码，其目的也与国内权力的巩固和拓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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