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如何看待印度的二战史观 作者：刘宗义（上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本文以跨学科视角剖析印度二战史观的建构逻辑、历史根源及其对当代国家战略的影响。中国强调二战的反法西斯性质，而印度等南亚国家主要聚焦反殖民维度。本研究揭示了印度二战叙事本质上是后殖民国家身份建构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工具。反殖民优先论、实用主义合作论、印度中心论是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史观的三大支柱，印度的秩序观、价值观和安全观是其二战史观在当前的映射。针对印度等周边国家的二战史观，中国应以反法西斯和反殖民的双重正义超越美西方二元对立，通过柔性历史外交构建亚洲叙事共同体，捍卫《联合国宪章》以反对历史修正主义。本文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在于深化后殖民国家历史记忆政治化研究，揭示历史叙事权争夺的本质是国际秩序话语权博弈，并为中国破解周边“历史认知冷战”、引领亚洲集体记忆提供策略路径。
引言：历史叙事的政治维度
2025年8月30日，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这是莫迪7年来首次访华。但与大多数来华参加上合峰会的外国领导人不同，莫迪参加完峰会之后即直接返回印度，而没有参加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和阅兵仪式。并且，莫迪不仅不参加中国“9.3”阅兵，而且在访华之前先访问了日本。许多人对此深感困惑，认为是由于莫迪顾及美印关系而故意不去北京参加阅兵仪式，但其实莫迪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去北京，其深层症结在于印度的二战史观与中国不同。这一问题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印度二战史观本质上是其国家身份建构的核心环节，既牵涉地缘政治博弈，更根植于复杂的国内政治生态和社会认同，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允许莫迪和印度政府站在中国一边。
要理解印度等南亚国家的二战史观，需把握三重理论框架。首先是权力叙事理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历史书写权关乎国际话语主导权争夺，失败者从不认为自己是非正义的一方。比如日本，一直在千方百计开脱其侵略亚洲国家的罪责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罪责，与中国、朝鲜、韩国等争夺话语权。其次，建构主义视角：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记忆往往会被政治力量重塑以服务现实需求。一些国家和政府会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记录历史、解读历史，甚至像印度、韩国等一些国家那样编造历史。最后是著名的克罗齐史学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书写与阐释始终服务于当下政治议程，旨在构建有利于自身未来发展的道义基础、舆论环境及秩序愿景，二战叙事直接服务于各国秩序观、安全观、价值观的当代建构。
一、中国二战叙事的双重维度：反法西斯与反殖民的辩证统一
要理解印度等南亚国家的二战史观，需要首先厘清中国对二战的核心定义。这不仅是中印关于二战认知分歧的起点，也是构成国际秩序合法性的基石。
中国学术界的共识是，二战是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与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全球性战争。中国是亚洲主战场，苏联是欧洲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都是二战主要组成部分。二战胜利后，全球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了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美苏冷战、日本经济腾飞、中国崛起、美国相对衰落等国际格局演变，导致许多关于二战的错误史观沉渣泛起。近年来，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关于二战的错误史观愈演愈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精准总结了四种典型谬论：“忽视中国贡献论”“西方中心论”“二战六年论（忽略1931-1939年中国的浴血奋战）”“日本受害论”。这些错误叙事并非单纯的学术分歧，而是被精心构造的政治工具，其核心目的在于削弱中俄的国际话语权，解构现行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根基。①
因此，二战史观之争，本质上是国际秩序主导权之争、价值观正当性之争、安全威胁认知之争。这就不难理解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5月7日应邀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时，于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发表的纲领性讲话。他明确提出中俄两国“将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深切缅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英勇献身的先烈，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共同发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时代强音”。这一表态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涵，是对错误史观的有力反击，也是对现行国际法理秩序的坚定维护。
当前，中国主流叙事强调二战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核心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战同时也具有反殖民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性质。二战的爆发，在根源上是由于一战后帝国主义之间殖民体系矛盾再度激化。在亚洲，日本企图以“大东亚共荣圈”替代西方殖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既是赤裸裸的主权侵犯，也是企图建立新形式殖民统治。因此在战争性质上，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之战，同时也是民族解放之战。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民族解放。
二战期间，包括南亚在内的许多殖民地人民也参与了反法西斯战争，他们希望藉此最终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同时，西方殖民帝国在战争中的严重削弱，客观上为全球非殖民化浪潮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俄与印度之间关于二战叙事差异的根源在于各自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现实国家构建需求。出于应对当前安全威胁的需要，中国和俄罗斯更加强调二战的反法西斯性质，而对反殖民主义的普遍性强调相对较少，而印度等南亚国家出于国家身份建构的需要，更加侧重二战的反殖民性质。
二、印度等南亚国家二战史观：反殖民叙事与印巴分治
二战时的英属印度涵盖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国，三国对二战的记忆与解读存在显着差异。
（一）印度社会的传统认知
印度知识界的主流叙事强调英国殖民政府未经印度人民同意，强行在1939年将印度拖入战争。这被视为殖民压迫的又一铁证，极大激化了反英情绪。整体上，当时印度政治精英倾向于某种中立姿态，尽管人们普遍期望纳粹德国战败。在这种暧昧立场下，各派势力分歧明显：
首先，当时争取印度独立的国大党内部三派鼎立：
1.甘地派：坚持“非暴力不合作”，反对参战。
2.尼赫鲁派：主张有条件与同盟国合作，条件是英国承诺印度完全独立。1942年甘地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要求英国“立即退出印度”，遭英国残酷镇压，使得反殖民仇恨进一步加深。
3.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派（激进派）：主张与德日轴心国合作反英。1943年，在日本支持下于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并组建约4.5万人的“印度国民军”（INA），在印缅前线与日军并肩对英作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鲍斯在试图飞往苏联过程中于台北松山机场遭遇坠机空难，不久死于台北陆军病院。其骨灰安葬于东京莲光寺，尼赫鲁、英迪拉·甘地、莫迪等印度政要均曾前往祭奠。印度社会对鲍斯与INA的评价两极分化：部分人肯定其反殖民勇气，批评者则谴责其与法西斯结盟的道德污点。
其次，真纳领导的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战争期间与英国进行了充分合作，这无疑增强了其在战后要求建立独立巴基斯坦的政治资本。
最后，部分土邦王公主张优先对日德作战，战后解决独立问题。1942年2月12日，蒋介石接见的诺华勃·鲍普尔（Nowab Bhopoll）土邦王公认为印度国民必须先要对日、德侵略者作战，暂时不必与英国人去争政权，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来讨论交还政权的问题。②
印度为盟军贡献了约250万士兵和大量物资，但战后英国背弃了给予印度自治乃至独立的模糊承诺，印度也未能像中国那样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大国地位”。这种“贡献被无视”的集体创伤感深刻烙印在印度历史记忆中。同时，印度主流观点认为，战争中穆斯林联盟与英国合作强化了穆斯林的政治力量，成为最终导致印巴分治的关键催化剂之一。
这种复杂矛盾心态的极端体现，是印度法官拉德哈比诺德·帕尔（Radhabinod Pal）在东京审判中的表现。作为11名法官中唯一主张日本战犯全部无罪者，帕尔认为日本的行为“祇是模仿”了西方列强的殖民行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他眼中均为一丘之貉。他的观点虽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却将轴心国的侵略与同盟国的殖民主义视为同一硬币的两面，深刻揭示了印度对二战所抱持的模棱两可，甚至批判同盟国的情感。帕尔的塑像被日本供奉在靖国神社游就馆前，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二）巴基斯坦社会的认知
巴基斯坦的知识界强调二战对其独立建国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英国为换取印度穆斯林在战争中的支持，默许甚至扶持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壮大。穆斯林士兵在英印军队中比例较高，其贡献增强了穆斯林社群的政治话语权，为独立的巴基斯坦的诞生奠定了基石。
（三）孟加拉国社会的认知
孟加拉知识界将1943年导致约400万人死亡的孟加拉大饥荒，视为英国殖民当局战时政策的直接恶果：为保障前线军粮强制征收大米；优先运输军用物资导致救灾延误；英国政府未能有效赈济。这一惨剧成为孟加拉国反殖民主义叙事的核心历史依据，但更深层的影响是饥荒所激发的强烈孟加拉民族意识，为其日后脱离巴基斯坦埋下伏笔。此外，吉大港等地作为盟军后勤基地遭日军轰炸也是孟加拉国对于二战的历史记忆之一。
三、印度官方对二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演变：从“战略性回避”到“民族主义重构”
印度在争取独立期间及独立后形成的复杂二战史观，直接影响其官方对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立场与政策。这种立场并非一成不变，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选择性承认与战略性回避的特征。直至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其二战史观被系统性重构为服务其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经济社会议程及大国战略的工具。
（一）印度国大党长期奉行选择性承认与战略性回避策略
在追求独立期间的印度领导人的认知中，日本的地位常高于德国，部分源于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被部分印度精英视为“亚洲榜样”。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当时的印度知识界和政界主流——尤其是国大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是真实存在的，著名诗人泰戈尔强烈谴责日本侵华，亲自交给陈嘉庚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保证印度将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当时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也写了一封信，请陈嘉庚转达国大党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支持。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民的抵抗，对争取独立的印度产生巨大鼓舞。宋庆龄、朱德致信尼赫鲁寻求支持，国大党随即组建和派遣以柯棣华为代表的援华医疗队来华。1939年尼赫鲁访华，旨在考察中国抗战经验以为印度独立运动寻找借鉴，并表达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彰显中印联合争取解放的意愿。蒋介石给予了高规格接待。
然而，甘地基于其严格的“非暴力”哲学，对中国武装抗战持保留态度。1940年戴季陶访印时，甘地甚至语出惊人：“中国可以拿出2亿人口，让日本人肆意屠杀，日本必定溃败。”④1942年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身份访印，试图调解英印矛盾，争取印度参战。尼赫鲁态度积极，并希望中国支持印度独立，但蒋介石对甘地的消极回避态度深感失望。甘地虽然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同时也表明不妨碍英国援助中国，但对于蒋提议中印两国共同奋斗，以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却置而不答，把蒋介石晾在一边，自己纺起棉花来。⑤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印度人民给予了宝贵支持。1940年英国迫于日本压力关闭滇缅公路后，中国失去外援通道，1941年国民政府筹划修筑康印公路。1942年4月，中英签订《中印航空协定》，著名的“驼峰航线”开通，成为中国获取外援的“生命线”。同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部分部队撤入印度，在兰姆伽基地整训，为第二次入缅作战奠定基础。众多远征军烈士长眠于兰姆伽公墓。
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在二战及中国抗战问题上长期奉行一种选择性承认与战略性回避的策略。2016年1月，新德里世界图书博览会举办《东方主战场》发行仪式，印度GDB出版社社长高邮称该书“帮助印度读者瞭解中国抗战历史”，并承诺宣传柯棣华等援华医疗队事迹，促进印中友好。⑥但纪念柯棣华和中国抗战从未上升为两国国家级联合行动。对于中国使领馆到印度北阿坎德邦兰姆伽祭拜中国抗日远征军烈士公墓的事情，⑦印度媒体也有报道，但该公墓在印度一直能见度较低，中印之间缺乏官方互动，并且印度官方担心得罪台湾当局。
这种态度揭示了作为后殖民国家的印度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肯定中国战场贡献虽符合其主张的“多极化秩序观”，但印方更迫切需要解构殖民史观并服务当代大国诉求，确立自身在反殖民斗争中的地位与贡献。其知识界认识到中国战场贡献在西方叙事中被边缘化，但印度自身也深陷“200万印军参战却无话语权”的集体创伤中，过度附和中方叙事，可能冲淡印度自身的“历史诉求”。当然，从现实外交角度来说，发展对日、对台经济和战略关系是其重要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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