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经济合作的多元化与风险分散。在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同时，需要建立政策性机制，以稳定管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例如，在先进技术或数据相关的敏感产业方面，应深化与美国及友好国家的合作，而在消费品、文化、旅游等非战略领域，则可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合作。
第三，积极运用全球性中等强国的外交网络。韩国应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合作，使自身不再只是美中之间的“三明治（夹心层／夹缝求生）”，而是成为具备独立外交能力的中等强国。这将成为不依赖美中任何一方的实际外交资产。
李在明政府推进的务实外交不应是“脚踩两只船的外交”，而应是“架桥外交”。韩中关系并非与韩美同盟相冲突，而是可以在战略框架内进行互补性设计，其核心应是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明确外交战略。如果此次韩中领导人的首次通话成为双方建立互信的起点，那么接下来韩国应以此信任为基础，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开展稳定而坚定的战略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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