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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000-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民进党候选人得票率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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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000-2024 年台湾地区主要政治选举情况 |
中评社╱题：“迈向‘长期执政’？——民进党的执政迷思与困境” 作者：周国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摘要】台湾地区的政治在2024年选举结束之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台湾地区内外部局势来看，民进党连续第三次赢得岛内领导人选举，引发了岛内外对其未来是否会长期执政的猜想。在过去几次的选举中，民进党对自身势力的整合、对舆论和选举议题的操纵都强于其主要竞争对手国民党；近十多年，台湾社会与选民结构的变迁以及国民党的衰落，也有利于民进党；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民进党还得到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势力支持。这些因素的叠加，不仅使民进党连续三届执政，还激发其追求未来长期执政的野心。然而，岛内政治和台海局势极为复杂，民进党谋求长期执政的企图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首先，岛内竞争性的政党体制、权力分立的政府体制以及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将是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制度性约束；其次，岛内所谓“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蓝绿对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衰退的压力正在动摇民进党“绿色威权”统治的民意基础；最后，在岛外因素方面，大陆反“独”促统的系统举措、中美管控竞争中的美国“疑赖论”以及“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也让民进党未来的执政前景一片黯淡。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确定性面前，如果民进党不改变“台独”立场，必然会被历史大势所抛弃。
引言
2024年1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立法委员”的“二合一”选举落下帷幕，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以“少数票”①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侥幸”得以继续执政。对于台湾地区而言，这是自2016年以来，民进党连续第三届执政，也是台湾民主化转型以来，民进党第五届执政。然而，2024年民进党继续当政打破了2000年以来两党轮流执政的所谓“规律”。尽管民进党连续赢得三届（2016年、2020年、2024年）地区领导人选举尚不足以判断台湾民主的走向，但是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而岛内力量格局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赖清德2024年的胜选仍然引发了岛内外对民进党是否会长期垄断政权的联想和担忧。然而，从当前民进党的执政环境看，其要迈向长期执政这一目标，不但受到岛内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环境等内生性因素的束缚；在岛外也面临两岸关系、国际局势等外部因素复杂变化的牵制，民进党未必会因此获利。
一、民进党连续三届执政的现实态势
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生态。台湾地区领导人、地方县市长以及一些重大事项分别通过所谓的“二合一”、“九合一”以及公投等制度化的选举投票机制来完成。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获得选举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对台湾地区政权的长期垄断，此后的2008年和2016年，台湾政坛接连出现两次政党轮替（见表1），以至于西方学者断言台湾政治已进入所谓民主巩固阶段。按照这种认知逻辑，如果2024年选举出现第四次轮替，似乎更合乎人们对政党轮流做庄的自由民主选举的理解，更何况民进党的蔡英文当局在过去8年执政表现也是乏善可陈、民怨颇深。然而，台湾的选举机制幷不是为保证政党轮流上台或政权的定期更替而设计的，民进党依旧凭藉四成得票率继续赢得选举，保住了执政地位。2024年民进党胜选在制度上有着重大的影响，首次打破了政党两届轮替的“规律”，更打开了人们对于民进党会否长期执政下去的想象之门。国民党和民进党政治实力的消长，可以透过候选人得票率清晰地看到（见图1）。
［图1：2000-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民进党候选人得票率趋势］
纵观2016年以来台湾的三次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连续赢得选举、第四次政党轮替没有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民进党对党内和绿营内部的整合能力较强。台湾政治中的一大特色就是派系政治，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其内部都存在大大小小的政治派系。相比较而言，民进党在派系整合方面做得要比国民党好。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民进党内部派系就发生分歧，“新潮流系”的赖清德对蔡英文的连任发起挑战，赖失败后虽有不甘，但仍接受结果幷协助蔡英文参选。在2024年选举中，赖清德之所以能够以党主席身份拿下民进党候选人提名，幷且保住民进党四成的“绿营”基本盘，也离不开“新系”和“英系”结盟。②除了对党内派系的整合，民进党对于“泛绿”阵营的整合也远较国民党成功，如兴起于“太阳花学运”的“时代力量”、2022年成立的“黑熊学院”以及下文将提及的“青鸟”都是民进党重要“侧翼”。
第二，民进党具有较强的议题设置与舆论操弄能力。在多党竞争的选举政治中，政党为获取选民支持一般会抛出甚至炒作某些议题以吸引选民关注。在台湾选举中，民进党操弄、炒作议题能力可谓是炉火纯青。2016年台湾地区选举前夕，民进党大力炒作的“周子瑜事件”成为压垮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2020年选举前，民进党不失时机，充分利用香港“反修例风波”渲染“芒果亁”（亡国感）。直到民进党在2022年“九合一”选举失利前，“抗中保台”都是民进党屡试不爽的“神主牌”。在议题操弄和炒作过程中，各政党控制的“网军”在相关网络社交平台上（Facebook、YouTube、PTT等）相互攻防。③而在“网军”的培养和使用方面，民进党相对于国民党更有经验，也更有优势。
［表1：2000-2024 年台湾地区主要政治选举情况］
第三，台湾选民结构出现有利于民进党的变迁。在竞争性选举政治中，争取选民是政党赢得选举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去中国化”理念的长期渗透，台湾的中间选民特别是年轻世代逐渐被“绿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自李登辉开始，台湾经历了1999年的“88课纲”到2019年的“108课纲”的调整变革，课纲内容不断向着“去中国化”、“台独教育”方向改革。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人，尤其是以“太阳花学运”为代表的台湾年轻世代，被称为“天然独世代”，正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台独”化的课纲教育，没有对大陆的认同感，他们在涉及统“独”议题的立场争论中，或者缄默回避，主张不统不“独”，或者更倾向于支持民进党。
第四，国民党的组织能力、论述能力和号召能力处于持续衰落中。国民党内权力斗争激烈，党内派系难以达成共识。不论是2016年选举前国民党“换柱”、2020年韩国瑜的失利，还是2024年的侯友宜与郭台铭争夺候选人提名，均表明国民党无法以选举为目标整合内部派系资源。相反，国民党内部斗争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反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的得票。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两岸政策方面对“九二共识”立场摇摆，既造成党内精英分歧，又难以赢得台湾民众认可。另外，国民党还缺乏整合包括“蓝营”、“白营”在内的“非绿”势力的意愿和能力，无法形成下架民进党的合力。这也导致在历次选举中，国民党一直面临“泛蓝”阵营亲民党、新党的分票问题。④而在2024年选举中，国民党本来有机会同柯文哲领导的“白色力量”汇合，以实现下架民进党的目标，但是“蓝白合”最终未能成功，虽然有柯文哲和民众党方面的原因，但是作为远比民众党大得多的老牌政党，国民党方面的原因更为突出。
第五，美国的长期介入日益有利于民进党。台湾岛内政治事实上缺乏自主性，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势力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长期干预和控制台湾政局。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一个“反中、抗中”的台湾显然更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自蔡英文时期起，民进党当局不仅渴望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同盟，而且竭力在意识形态上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加入美国的所谓价值观同盟。尽管美国对民进党“台独”言行的可能后果有所防范，但民进党不仅在价值观上，而且在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上，都更契合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需要，因而更能得到美国的青睐。
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不仅使民进党顺利执掌了三届政权，同时还传递出民进党未来仍将继续执政的重要信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岛内政治和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预测都需要考虑正反两面的可能性，事实上，民进党未来执政命运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力量巨大甚至难以抗拒的阻碍性因素，这些阻碍性因素主要来自岛内制度、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外部局势的变化。
二、岛内制度环境的内在规制
政治制度环境是政党执政的重要支撑，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政党执政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而扭曲的制度环境则会激化政党竞争，破坏政治秩序。台湾地区自政治转型以来，虽然努力向着西式民主制度靠拢，如在政党制度上发展为多党竞争制；在政府体制上，建立了“三权分立”的体制；在选举上确立了“总统”直选、“立法委员”选举。然而，这套体制在实际的运作中，却呈现派系斗争不断、政党斗争毫无底线的乱象，以至于被称为“民主的怪胎”。在政党体制、政府体制以及选举制度被异化的民主政治中，民进党难以获得长期执政的制度条件。
首先，台湾地区的竞争性政党体制难以为民进党长期执政提供制度性支持。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后，其政治转型的重要成就便是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这使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反对力量有机会参与公权力竞争。换言之，台湾地区的公权力从国民党威权垄断的“有主之物”，变为人人可夺的“无主之物”。2024年选举后，民进党打破“规律”，连续三届掌握政权，幷没有改变公权力的“无主性”，如其继续掌权反而使得对公权力的竞争更加激烈。政治转型后的台湾地区是典型的两党制政治，具有天然的“轮流执政”倾向。在当前台湾地区“一大、一中、多小”政党格局中⑤，国民党仍是民进党继续执政的最大挑战者。近些年，国民党深陷内忧（老龄化、派系斗争）外患（执政的民进党打压）的困境，反而成为其推行“内造化”、“轻量化”、“扁平化”以及“年轻化”改革的动力。2024年选举中，国民党新任40岁以下年轻“立法委员”当选9位，是三党（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之中最多的。国民党以提振实力为中心的改革努力，以及未来可能继续重现的“韩国瑜”、“柯文哲”等平民政治现象，都将中断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趋势。
其次，“权力分立”的政府体制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制度约束。虽然台湾地区表面上仍具有“五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但在多次的“修宪”之后，“考试院”、“监察院”被边缘化，形成“总统”及“行政院”与“立法院”、“司法院”事实上的“三权分立”体制。⑥“三权分立”的形塑，使得“制衡”而非“合作”成为台湾地区政府权力关系的主轴。2024年“二合一”选举中，民进党虽赢了“总统”，却输了“立法院”，国民党以一席领先的优势，成为了“立法院”第一大党，幷最终由国民党韩国瑜、江启臣当选正副“院长”。当两党各自掌握“立法权”、“行政权”，这两种类型的公权力相互倾轧就愈发严重。所以，选举的落幕只是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开始，国民党联合民众党“立委”，试图通过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扩大“立法院”权力，加强对“总统”所掌握的“行政权”的监督和制衡。而走马上任的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自然不希望被钳制，在“立法院”内，民进党党团极力阻止该法案审读程序，在外还组织“青鸟行动”，利用民粹动员施压蓝营的“修法”行动。在“立法”与“行政”的相互掣肘中，台湾地区政府体制陷入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否决政体”（Vetocracy）的漩涡。在“否决政体”中，执政党不仅难以落实其施政纲领，还会引发民众对于其执政无能的失望和不满，这些不满将成为民进党继续执政的重要障碍。
最后，选举问责机制以及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代议制民主选举的核心是一种问责机制，选民被赋予监督的权力，可以根据执政者的施政绩效投票选择保留或更换执政者。从2008年之前的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Single-Nontransferable vote，SNTV）到之后的“单一选区两票”幷立混合制，台湾地区选举规则的变化使得台湾政党愈发注重四年一次的选举游戏而忽视应该承担的治理职责。岛内学者苏起指出，民进党培养的大多是善于选举的政客，他们没有能力也无心于本职工作。⑦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以来至今，岛内长期存在的“五缺”问题（缺电、缺水、缺工、缺地以及缺人）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发严重，在新冠疫情期间，岛内发生的“鸡蛋”、“疫苗”等弊案也持续拉低了民众对民进党的执政满意度。面对民进党的腐败和糟糕的执政绩效，台湾民众只能通过投票表达他们的抗议和不满，这也导致了赖清德在2024年选举中仅能维持绿营基本盘，而无法争取更多的中间选票。
选举过程还会受到选举规则、竞选策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选票统计出炉前，谁也无法断言选举结果。在台湾选举中，有意制造或炒作一些突发事件，以扭转选情的极端选举策略成为台湾政党惯用伎俩，⑧如2019年民进党利用香港“反修例风波”操弄岛内舆论。这些极端选举策略，成为岛内政党出奇制胜的“绝招”。此外，在野势力的异军突起（如韩国瑜掀起的“韩流”）以及在野势力可能的联盟等不确定选举状况，都会让选举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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