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5月15日电／过去20年，美国历任总统不断宣誓“让制造业回归”，从奥巴马的“再工业化”、特朗普的贸易战，到拜登的《晶片法案》，政策力道一轮强过一轮，但去年第四季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仅剩9.9%，较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12%大幅下滑。这场跨越党派的“制造业复兴运动”，最终沦为一场与现实脱节的理想主义实验。
巨亨网引述中国财经新媒体《智谷趋势》报导，去年4月，拜登站在威斯康辛州怒斥富士康建厂是“骗局”。无独有偶，距离此地千余公里的俄亥俄州，拜登亲自站台、英特尔斥200亿美元打造的“硅晶心脏地带”晶圆厂，也在一年半后“烂尾”，因预算暴涨至300亿美元，关键设备卡在官僚审批，工地仅剩寒风中的标语。
这两起案例揭露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核心矛盾：政策雄心与执行效率的断层。《纽约时报》调查显示，《晶片法案》通过两年后，53个半导体计划仅半数开工，多数仍困于环评、用地协商等基础环节。与中国“当年签约、当年投产”的行政效率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绿色通道”早已被碎片化的官僚体系堵塞。
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并非始于近年。自1979年达到1950万就业人口高峰后，制造业岗位持续流失，2000年降至1750万，2010年跌破千万。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80年代的18%一路下滑至2024年的9.9%。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趋势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前便已启动。1980年代，日资企业以效率与成本优势冲击美国市场，1990年代自动化技术普及进一步压缩劳动密集产业生存空间。资本与技术的全球化配置，使得制造业从美国本土向低成本地区迁移成为必然。
尽管政府砸下数千亿美元补贴，美国制造业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 17%，远低于智慧财产权类投资的 31.3%，即使回流的也只是集中于半导体、电动车等高技术、低就业密度的“战略产业”，像是特斯拉内华达州电池厂，关键矿产仍依赖中国，台积电亚利桑那厂因工程师短缺屡次延后投产。
Reshoring Initiative数据显示，这些“战略产业”占回流投资六成以上，但对就业拉动有限。更讽刺的是，这些产业本身依赖全球化供应链。
报导还指出，来自美国经济结构制度性矛盾的更是造成制造业难回流的一大原因。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地位要求美国必须维持贸易逆差以输出流动性，这导致“特里芬悖论”，也就是制造业复兴需缩小逆差，但美元霸权又仰赖逆差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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