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曾回忆：科研人员住进暖楼，而李觉将军和其他基地领导干部全住在帐篷里。“夜里高原上寒风呼啸，我伫立窗前，久久不能入睡。”
困难时期，基地遭遇粮食短缺，人们不得不到旁边的青海湖捕鱼充饥。“那时每人每天只有8两粮食，大家吃饭都舍不得洗碗，用最后一口馒头刮起碗里粘的糊糊吃掉，饿得受不了时用开水冲酱油喝，腿都浮肿了也工作到深夜。”第一批赶赴金银滩的大学生刘兆民负责核武器引爆装置雷管设计研制，利用简陋的工具手工搅拌制作TNT炸药。“为了发生意外时能留住右手，我们那时规定，只能用左手拿着雷管。”刘兆民说。
新中国的核事业就是这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寻找铀矿，自行设计图纸模型，手工计算。国外嘲笑中国“20年都造不出原子弹”，但先辈们以巨大的勇气、超人的意志和卓绝的智慧，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成功提取了共和国第一瓶高浓铀后，我兴奋得迟迟不愿脱下手套。”中核兰铀公司退休干部刘晓波回忆说：“当年面对技术封锁，我们靠自力更生，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集思广益，先后攻克了157个技术难关。”
原子城纪念馆陈列着2台国家一级文物老式手摇计算机，深色机身上纵横10排黑白按键，虽然只能通过手摇动力带动齿轮完成简单的四则运算，但它却是我国核事业的“功臣”。
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邓稼先、彭桓武、周光召等科学家带领年轻人，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夜以继日三班倒，一年进行了“九次运算”，稿纸装满了数十麻袋，终于取得关键数据，完成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核武器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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