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盟改变对华认知与战略的外部结构刺激
欧盟改变对华认知与战略这一外部结构刺激了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变。近期，欧盟对华战略与认知产生变化，中欧之间战略“间隙”扩大，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的立陶宛深受影响。近年来，欧洲议会再次掀起一波反华浪潮，在部分反华议员的鼓动下，欧洲议会通过一系列反华议案，诸如在2021年9月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决议，号召欧盟加强与台湾当局的政治联系。⑫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立陶宛作为欧盟成员国，在政治立场上与中国的距离愈行愈远，企图以此换取欧盟的各项支持。因此，立陶宛的对华政策倒向反华的一面，呈现出迎合欧盟对华政策的特征。
近年来，欧盟感到中国的竞争越来越强，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道路，担心中国的发展会给欧盟带来威胁。⑬在新的对华政策路径下，欧盟已经逐渐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其对华政策中的一些反华策略浮出水面，作为欧盟成员之一的立陶宛深受影响。首先，在经济方面，欧盟对华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加强，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设立更严格的门槛，并且颁布一系列法规限制中国企业在欧盟的经济活动。其次，在政治方面，欧盟在涉台、涉港、涉藏等事务上不断制造事端。2021年3月，欧盟以“新疆人权”为幌子，对新疆某些企业和个人实行经济制裁。再者，在地缘战略方面，欧盟内部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会“分化欧洲”，并对抗性地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试图与“一带一路”进行区隔，争取地缘政治经济的主导权。整体而言，欧盟对华政策在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等方面已经发生转变。在这种外部结构的刺激下，立陶宛作为欧盟成员之一，对中国的竞争意识加强，因而调整其对华政策。
四、内部认知：立陶宛对华政策变化的认知因素
从内部认知的维度分析，立陶宛国内的内部认知变化也导致其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主要与立陶宛国内政党轮替、政局变化有关。2020年立陶宛议会选举后，执政党由左翼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这造成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认知、价值认知、安全认知与上一届政府相比发生变化。首先，在政治认知层面，2020年新上台执政的是右翼政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这造成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认知与政治立场变得偏右，因而在对华政策方面转变为激进特征。其次，在价值认知层面，在意识形态塑造与“价值观外交”的影响之下，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价值认知变得更加保守、偏右，依据意识形态的“二元分野”来制定当前对华政策。最后，在安全认知层面，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认知与安全战略变得更加趋向反俄、反华、亲美。
（一）政治认知变化
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认知变化导致其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2020年，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执政。与属于左翼政党的上一届执政党立陶宛农民与绿人联盟党相比，新的执政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属于右翼政党。右翼政党执政造成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认知变为偏右，导致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
2020年10月，立陶宛举行议会选举，选出新一届141席议员，任期4年。此次选举结果是，右翼政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赢得多数议会席位，在议会141席中取得50席，取代之前执政的左翼政党——立陶宛农民与绿人联盟党，展开新一届政府执政的序幕。在组阁过程中，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与自由党、自由运动党正式结盟并且联合组成右翼政府，共同推举希莫尼特担任新总理。希莫尼特虽然表面上是无党籍身份，但实质上是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的背后领导者。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认知与上一届左翼执政党相比，更加偏右、更加亲美、更加反俄。总理希莫尼特曾宣称“俄罗斯、中国将会危害立陶宛的安全”，“立陶宛应与台湾结盟”。⑭由此看来，右翼政党执政导致立陶宛新一届政府的政治认知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同时，立陶宛右翼执政党的另外一个考量是企图通过激进的对华政策满足国内右翼政客要求、取悦偏右选民，以此吸取更多的选票，巩固基本盘，为未来的选举做铺垫。
（二）价值认知变化
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价值认知变化导致了其对华政策发生转变，体现了强调价值与观念的建构主义理论逻辑。虽然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深刻影响某一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但是文化、价值与观念的因素也会发生作用，价值观念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⑮当前，在意识形态二元对立与“价值观外交”的塑造之下，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价值认知变得更加保守、偏右，依据“自由民主价值”来推动对外政策。新一届立陶宛政府在对华政策中，放大意识形态对立与不同制度矛盾，推动“价值观对华政策”。在政策实践中，立陶宛将自己标榜为当今东欧的“民主灯塔”，在新疆、香港、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干涉中国内政。
首先，在历史视角之下，苏联解体、立陶宛独立后，立陶宛国内社会弥漫的“历史宿怨、受伤情感和价值差异”，导致立陶宛在价值观念上偏离东方而拥抱欧洲。⑯立陶宛政府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与转型，几乎所有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建设都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发展至现阶段，右翼政党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在价值认同、身份认同方面进一步转向西方，加剧了目前立陶宛国内的“反俄、反共”思潮。在此脉络之下，2020年立陶宛大选后，新总理希莫尼特就强调“以价值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公然宣称“将捍卫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从白俄罗斯到台湾”。⑰因此，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变为消极立场。
其次，新一届立陶宛政府还形成一种价值认知，即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壮大会给立陶宛“造成威胁”，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自身发展所体现出的制度优势使奉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立陶宛感到压力，这种价值认知属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二元冲突”的思维，也体现为近年来西方国家强调的“东方—西方”、“民主—专制”等二元对立思维。当前，在右翼政党执政之下，立陶宛政府的价值认知一方面认为发展对华关系有助于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更担心与中国过于密切的接触会挑战立陶宛长期奉行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因此，在以上价值认知的影响之下，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
（三）安全认知变化
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认知变化也导致其对华政策发生转变。立陶宛作为一个地缘夹缝中的小国，在国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面临安全脆弱性的问题，包括立陶宛国内的俄族问题、立陶宛的地缘安全矛盾、立陶宛经济和能源的依赖性问题等。目前，伴随东欧局势变化与地缘压力增大，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认知也发生变化，在安全认知与安全战略方面由曾经的对冲路线转为向美国、欧洲靠近，渴望获得美国与欧洲大国的安全支持。⑱因此，当前立陶宛的对外政策伴随自身安全认知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具体分析，作为一个中东欧的小国，立陶宛的安全战略一直以生存与发展为核心，自身的安全认知是立陶宛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近年来，由于克里米亚入俄、白俄罗斯局势、俄乌冲突等原因，立陶宛进一步重视国家安全。右翼政党领导下的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认知由以往“对冲战略”进一步向美国与北约靠近，集中表现为更加反俄、反华、亲美、亲欧。在这种安全认知的影响下，立陶宛需要付诸相应的行动来获取美国的关注与支持。诸如，立陶宛国防部副部长阿布克维修斯在2022年4月对外声称“立陶宛准备好在印太安全领域扮演更积极角色”。因此，在地区局势变化与安全认知变化的情况下，立陶宛开始转变其对华政策，作出一些反华行为向美国纳“投名状”，以此换取美国的安全帮助。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和立陶宛建交后相处30多年以来，立陶宛对华政策由平稳务实发展演变为当前的激进反华，其对华政策的变化不是由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在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组成的分析框架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孤立地看待任何一种结构因素或认知因素，都较难全面、准确地理解立陶宛对华政策的调整与转变。从短期看，当前立陶宛的对华政策行为或许能引起美国与欧盟的关注，获得美国与欧盟的口头支持；但从长期看，立陶宛的对华政策过于短视，不但损害中立两国关系，而且对立陶宛本国的长远发展也毫无益处，甚至将牺牲立陶宛人民的利益。总之，当前立陶宛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现阶段立陶宛国内的经济压力与治理困境也印证了这一点。立陶宛原本寄希望于与台湾合作以缓解中国大陆市场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但最终却以极大的挫败告终。眼下，欧洲各国尤其是近期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纷纷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发展当地经济，给立陶宛很大的震动。立陶宛许多企业和民众要求全面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立陶宛迎来了2024年的总统大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议题”出人意料地成为2024年立陶宛总统大选的焦点，尤其是现任总统瑙塞达在选举期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立场，甚至对台当局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期帮助立陶宛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瑙塞达指出，先前立陶宛曾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然而，此做法严重破坏了中立关系。所以，依照国际惯例，台湾当局应将名称中的“台湾”修改为“台北”。瑙塞达毫不避讳地表示，对于态度为何突然转变，他认为是出于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他指出，使用“台北代表处”是国际通行做法，也符合一个中国政策，或许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做法。由此可见，要想连任的瑙塞达，通过表达对华友好的言辞（在“台湾代表处”名称调整方面的积极表态）来弥补长期以来因对华强硬立场所带来的损失，希望争取赢得经济选民的支持，同时向中国释放缓和两国关系的信号。2024年5月26日，立陶宛新一轮总统选举结果显示，现任总统瑙塞达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接下来，瑙塞达总统领导下的立陶宛政府对华政策是否会发生新变化，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毕竟对于瑙塞达总统，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总之，立陶宛作为小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与中国保持稳定且正常的关系都至关重要。未来，希望立陶宛政府汲取历史教训，不再充当西方大国的棋子以及大国博弈的马前卒，应认清国际政治的发展大势，摒弃冷战思维，纠正错误的对华政策，重回曾经平稳务实的对华政策，深化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如此才真正符合立陶宛本国及其人民的利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台湾‘Z世代’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3YJCGAT003）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贯彻‘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实践和经验研究”（22AZD10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台湾当局在与中国的建交国中设立的机构一般以“台北”名义设立，诸如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驻英国台北代表处、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但是，立陶宛却打破这一常规，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形同于视台湾为“国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②［美］亚历山大·温特着，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③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5页。
④张艳璐：《小国对外战略的逻辑与偏好分析: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例——兼论波罗的海三国对华关系和政策的演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5期，第55-73页。
⑤韩献栋，赵少阳：《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对华战略：基于对冲概念框架的分析》，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第97-118页。
⑥立陶宛国家安全局：“NATIONAL THREAT ASSESSMENT 2019”，2019年版，第32-33页。
⑦Lithuanian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Chinese investment into Klaip.da port a 'concern' for 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 says”. www.lrt.lt, 2019-07-29，访问时间：2022年2月8日。
⑧立陶宛国家安全局：“NATIONAL THREAT ASSESSMENT 2020”, pp.33-34. 2020年版。
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Lithuania: “Taiwan to open it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 https://urm.lt/default/en/news/taiwan-to-open-its-representative-office-in-lithuania, 2021-07-20，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
⑩1981年，因台湾当局向荷兰采购军事潜艇，中国政府将与荷兰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后直到1984年双方才恢复大使级关系。
⑪李义虎：《拜登对华战略中的对台政策：战略定位与战略竞争》，载《台湾研究》2021年第3期，第1-9页。
⑫高云昊：《透视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的闹剧》，载《两岸关系》2021年第9期，第31-33页。
⑬金玲：《“主权欧洲”、新冠疫情与中欧关系》，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71-94页。
⑭Lithuania to support 'those fighting for freedom' in Taiwa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lithuania-china-idUSKBN27P1PQ, 2020-11-09，访问时间：2022年3月3日。
⑮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3页。
⑯曹鹏鹏：《联盟转型与小国追随战略评估——以波罗的海三国对北约追随战略为例》，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第139-156页。
⑰同⑭，访问时间：2022年3月4日。
⑱梁强：《“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3期，第76-82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9月号，总第321期，P108-1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