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不必把钟芳蓉的“价值”赋予得过于突出，刻意让她的故事和普通人的理性决策充满张力，非要分出个对错高低来。人们得承认，钟芳蓉因为太过出色——高考全省第四、被北京大学录取，已经让她的故事部分丧失了普适性。
人们可以欣赏她，但如果把她的人生轨迹视为可以大规模复制的样本，并作为一个对众多平凡考生的评价标准，这恐怕是一种误读，也是一种捧杀。让钟芳蓉没有压力地做自己，从容地选择人生志向，这对钟芳蓉来说可能更合适，也应该是人们对钟芳蓉的态度，更是对所有年轻人的态度。
另外，舆论对钟芳蓉不吝赞美，也可能会模糊一些社会改进的方向。比如对钟芳蓉选择考古，舆论场上不免有一种“称赞义士”的悲壮感，似乎这种不慕荣利才是最经典也最正确的叙事。但在此前的社会共识里，改善考古从业者的待遇才是共识。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其中就明确提到“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推动文博单位建立体现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可见，一个更理想的方向，恰恰是让选择考古不那么突出，也不必显得那么难得、要下多大的决心，而是成为轻松自然的决定。
所以，对钟芳蓉当然应当鼓励，但人们也不必捧杀，将她变成一个叠加诸多价值寄托的符号。更深一层想，专业其实都是平等的，如果因为选择了冷门专业而被赋予了更加“高尚”的意涵，这倒很值得反思：这是试图用赞美去代偿一些东西，这恰恰提示着人们应当做点改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