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清代浙江与台湾的政治文化互动与影响 作者：陈玲（舟山），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浙江海洋大学港台侨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大陆与台湾的交往，从史料记载看，始于三国时期；从考古角度看，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本文从赴台的浙籍官员和文人的角度切入，着眼于郑氏归顺清廷后（1683-1895）的浙台交往。浙江对台湾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浙籍人士对台湾的发展尤其是台湾进入近代化有着一定贡献，浙籍官员不仅参与了台湾的治理，推动了台湾社会的稳定向前，而且促进了两地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技术经验等多方面的融合交流。台湾得到了包括浙江在内的祖国大陆的关怀和爱护，台湾人民受到了祖国大陆人民的关照和支持，清统治者真实负起过开发和治理台湾的责任。
浙江与台湾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三国时期的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等人从浙江台州的章安港出发远航台湾（古称夷州），这是史料中大陆官员到达台湾的最早记录。隋朝时，隋炀帝几次令人经浙江舟山群岛海域征伐流求（今台湾或琉球一带）。〔1〕作为系列研究的一个部分，本文着眼于1683-1895年即清廷收复台湾至被日本侵占的212年中的浙台交往，重点关注浙江对台湾的支援。
首先，大量浙籍官员赴台开发和治理，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其次，浙籍文官和寓台文人在台留下大量诗文、府志等，繁荣了台湾文学，浓郁了文化氛围。不少史料如《清史纪事本末》、《清续文献通考》、《东华录》记载了台湾和浙江在政治管理和军事海防上的交流协作；《台湾府志》、《重修台湾府志》、《清史稿》列传记录了浙台交往翔实丰富的细节；《台湾文化概论》、《台湾文学史》提供了浙江人在台湾的思想文化活动的史实。浙台交往展现了政府重视对台湾的治理，台湾始终受到祖国大陆的关怀与爱护。
一、清廷对台治理与浙台两地官员交流
派遣官员，稳定社会秩序，对台湾进行积极的开发和治理，是清廷收复台湾后的首要措施。清廷重视台湾，从派驻的浙籍官员出身中一览无余，几乎都是监生、贡生、举人或进士；清廷重视台湾，因此台湾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为台湾镇总兵，与浙江定海镇总兵、广东南澳镇总兵一样位列全国“最要缺”总兵行列。
当时的台湾相较于浙江，条件艰困很多，因此朝廷对派驻台湾的官员实施奖励升迁制度，以鼓励更多的官员赴任。康熙三十年（1691）颁令“台湾各官自道员以下，教职以上，俱照广西南宁等府之例，将品级相当现任官员内拣选调补，三年俸满即升，如无品级相当堪调之员，仍归部选，着为令”。〔2〕雍正七年（1729）又规定台湾各级官员任满2年半即内调，政绩优着者准加级，称职者准加一级，以示鼓励。乾隆八年，奉旨增加（薪）养廉。〔3〕
1683-1895年间，浙江籍人士担任过台湾巡台御史、道员、知府、知县等主印文官的共132人次。〔4〕其中康熙年间3人次，雍正年间6人次、乾隆年间45人次，嘉庆年间9人次，道光、咸丰、同治年间22人次，光绪元年至建省前22人次，建省后25人次。〔5〕主印文官之外，还有同知、通判、县丞、典史等负责辅佐主印文官的佐贰文官。这些浙籍官员来自浙江省20多个县区。康熙年间台湾的行政区划为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和诸罗县，后来演变为一府四县二厅、一府四县三厅、二府八县四厅、三府一直隶州十一县三厅。行政区划的改变影响着官员的编制情况。
另一份资料显示：1683-1895年间，清代赴台文职官员1700人、武职2000人以上，其中浙江籍文职官员247人、武职80人，共327人，其中各方志收有传记者（包括流寓）40人。〔6〕在80位浙籍赴台武职官员中，超过四分之三的集中于康熙乾隆年间，247位浙籍赴台文职官员中的一半左右集中于康熙乾隆年间。但这份资料上的文职官员缺失了部分主印文官。
浙江人去台湾任职，台湾人则来浙江任职，浙台官员的交流是浙台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台湾嘉义人王得禄，自1808年任福建提督，1820年任浙江提督；1868年宜兰进士杨士芳官派浙江知县；1871年凤山县进士张维垣任浙江遂昌知县……这种地方官回避本籍制度，对各省市人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交往有重大意义，也是促进不同族群团结友爱、相互融合的一种有效方式。
（一）坚守原则爱民如子的浙籍官员
浙籍官员在任期内，为台湾或制定规章，或整顿吏治，或着力教化，或引导生产，是带领台湾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俞兆岳（1672-1738），浙江海宁人，康熙五十三年任台湾县知县。他严格要求自己，上任初期就给自己立下三规矩，让民众见证了他的决心和信仰。“甫下车，立三誓于城隍庙。三誓者，勿贪财，勿畏势，勿徇人情也。实心实证，始终不渝。每巡行村落，问民疾苦，如家人父子。”〔7〕
方邦基（？-1750），浙江仁和人，雍正十三年任凤山县知县。他体恤民情，贴心为民做主，“请减重赋，免浮粮，民番感之。有贫不能娶者，妻母欲令其女改适，讼于县，为择吉捐资，相其夫，往迎之。遂得完娶。”他坚定维护社会安定，保卫民众利益，“有习水积匪，常入海窃断商船椗索，痛惩之。获惯匪，下狱禁锢，民得安枕”。他严于律己，“收放粮饷，分毫不染”。〔8〕
钱琦（1709－1790），浙江仁和人。乾隆十六年（1751）调任巡台御史。处理过台湾岛内原住民间的矛盾。当时对当地居民称呼有两种：住在山中的叫“生番”或“野番”；住在平地的叫“熟番”或“土番”。按照旧例，生番杀人，“地有官处分，比熟番加重”。彰化生番杀内凹庄兵民二十九人，钱琦根据实情上奏，而当时的总督上奏的情况和钱琦所述不同，清廷责其复奏。有人权劝钱琦将奏章修改一下，钱琦执意按照实情上奏。钱琦在面对与自己施政观念不同的台湾风俗时，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此外，钱氏的诗作“蜚声艺苑，传播东瀛”〔9〕，其中《泛海歌》最为著名，全诗八十八句，也是康乾时期浙人描写台湾最长的诗作之一。
程起鹗，浙江山阴人，光绪十二年任台湾知府。任知府期间，社会动荡，官民嫌隙易生，程起鹗擒治罪恶者，赦免疑者，同时部分百姓认为官员丈量田地不公，于是程允许百姓比照嘉义的沙田，分三等改正，于是人心始安。光绪十六年大暴雨，民众受灾严重，他就给百姓免除租税，其他比如拨租田、充实书院膏火、抽洋乐捐、助育婴堂经费等，见诸多善政，百姓都歌颂之。〔10〕过世时，百姓们纷纷要求巡抚建祠祭祀他。
张湄，浙江钱塘人，巡台御史。在台二年余政绩卓著，民生方面平抑米价严查冒籍，教育方面改革考试设立考棚，颇重文教。此外，他着有吟咏风物之作《瀛壖百咏》和《台湾杂感》等诗，真实记录了台湾风物之异和当时风俗。
（二）为稳定社会秩序、保护民众福祉而牺牲的浙籍官员
清代统治台湾的212年间，台湾社会发生过多起民变事件，其中四次民变事件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后果严重。同时，大陆的汉人大量移居台湾，1735-1782年间，汉族移居台湾几乎以每年一万人的速率在增加，尤其是移民台湾的政策在1788年全面放开后，1811年在台的汉人迅速增加到194万人。庞大的移民群体给台湾社会增加很大的管理压力，幷衍生诸多社会事端。〔11〕
1787年林爽文率众发生民变。在这起事件中，多位浙籍官员牺牲。孙景燧，浙江海盐人，乾隆四十九年任台湾知府。“素有政声，为民颂祝。11月，彰化林爽文带领民变，台彭道勇委景燧领兵来彰剿捕。贼素闻景燧得民心，拥景燧至演武厅，不即加害，尊礼求降。景燧怒骂唾之。斥以大义，声色俱厉，贼知义不可屈，杀之。”〔12〕除了孙景燧的战而不屈、宁死不降，在这起民变事件中遇难的还有：杨绍裘，浙江余姚人，海防同知；俞峻，浙江临安人，彰化知县；冯启宗，浙江山阴人，鹿仔港巡检兼彰化县典史；王隽，浙江仁和人，任北路理番同知；陈圣传，浙江山阴人，罗汉门县丞……〔13〕这起民变事件范围波及非常广，闽浙总督常青也带领手下参与了围剿。
除了民变事件，浙籍官员在维护台湾社会稳定与安全上的其他事件也不少。如史谦，浙江山阴人，因公殉职；如秋曰觐，浙江山阴人，与贼作战遇害……浙籍官员用信仰和生命，保障着台湾社会的安定，也保卫着人民的幸福生活。
（三）非浙籍但与浙江有渊源的武将
早期在收复台湾的战斗中，涌现过一批曾在浙江任职的官员，他们与浙江有深厚渊源，将浙江经验带入了收复台湾、治理台湾中。
李之芳（1622—1694），山东人，曾任浙江金华府推官，康熙年间，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总督浙江军务。在浙江平叛后目睹了因战乱而导致的民不聊生，先后四次上书请求减免浙江赋税。1682年，升任了兵部尚书后的他积极向康熙皇帝提供了攻打台湾的建议。1683年5月，李之芳命施琅攻台湾，幷成功收复。
蓝理（1648—1719），福建漳浦人,主要功业在浙江平定叛乱、收复台湾等。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征伐台湾，蓝理为前锋。这场战争打得相当惨烈。康熙皇帝赏识其英勇，命蓝理为浙江督军，幷誉他为“平台首功”。现今在浙江定海的西大街，他任定海总兵时的“蓝府”是一处知名的人文景点。
蓝廷珍（1663－1730），如果说蓝理身上展现的对台交往是以“收台”为主，那么其侄孙蓝廷珍这代人除了“收台”更有“治台”。他任过浙江定海营把总，战功卓著。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民变爆发，蓝廷珍上书自荐，与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出师台湾。七日内即收复台湾府治，半月内平定全台。〔14〕此后，蓝廷珍留守台湾，接替施世骠署理提督职务。1722年，担任台湾总兵官。他对台湾百姓施以教化，鼓励开垦，推行保甲、团练制，使清廷对台之策大为改观，为台湾的开发建设及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5〕
二、浙籍文官和寓台文人促进了台湾的文化艺术发展
清代初期，台湾社会文风不盛，武风颇盛。但到了晚清，则是文风颇盛，武风落后。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日渐增多。清廷在台湾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中，给予了台湾青年更多秀才名额、举人和进士的保障名额，给予更多上进的机会，也是激励台湾百姓心向朝廷幷把社会推向文明的有效举措。到1895年，全台约有2500名秀才和120名左右的举人。
（二）不少文职官员著书修志。浙籍文官留下作品的不少，如巡台御史范咸，浙江仁和人，1745年任职，与人合纂《重修台湾府志》等；如余文仪，浙江诸暨人，乾隆二十九年任台湾道员，博学能诗，续修《台湾府志》26卷，着有《嘉树堂集》。
浙籍官员的作品展现了同属一家的亲近感。以范咸版本的《重修台湾府志》为例，其序言中就有台湾“俗易风移，骎骎乎有中土之习；大化涵濡，于是为深且厚矣……政理既已浃和，爰取旧志而重修之，勒成若干卷，属序于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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