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仕凤翔后，苏轼调回京城，任开封府推官，“决断精敏，声闻益远”。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同样也是丧乱之秋：妻子王弗、父亲苏洵相继病逝，苏轼兄弟二人再次扶柩返乡。
熙宁二年（1069年），守孝期满的苏轼刚刚回到开封，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拉开序幕。
“由于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政见相左，苏轼成了宋神宗支持的新党的对立面，于是自求外放，去杭州担任通判。”刘继增说。
估计苏轼怎么也预想不到，此后几十年间，他将是怎样地跌宕起伏，风雨苍黄。
元丰二年（1079年）春，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彼时的都城开封，围绕变法的政争日益加剧，以至将数百公里外的苏轼卷入其中。是年七月，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乌台诗案，发生了。
“当时的御史何正臣等人上表弹劾苏轼，说他在诗文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苏轼迅速被捕，被关押在东京城内有‘乌台’之称的御史台，等待审判。”刘继增说。
据《汴京遗迹志》记载，“宋御史台在京城内东澄清街北”。苏轼的牢监位于“知杂南庑”，“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狱中百余日，苏轼自感凶多吉少，甚至留下绝笔诗。而随着乌台诗案告结，宋神宗对苏轼虽不再深究，仍责授其“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仕途遇挫、贬谪黄州，可以说是苏轼前半生中的至暗时刻。”刘继增说，“但也正是在黄州，苏轼躬耕劳作于东坡，由悲观消沉转向超然旷达，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旷世名篇，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突围。”
从湖北黄州，到广东惠州，再到海南儋州……来自京城开封的一道道诏令，将苏轼一贬再贬，距离中原越来越远。
900多年过去，我们仍能从他的诗文中感受到他对中原大地的眷念：“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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