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形成了最底层的国际分工格局，在中间层就有对应的全球贸易体系，在最上层就有对应的货币、金融交易需求。这意味着，当底层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对应的商品交易网络和金融交易网络都会发生相应的系统变化，当然三层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能存在一个明显的时滞或者惯性。
回到前文讨论的问题，在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重构，此时东盟等经济体作为中间缓冲地带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发挥了桥梁的作用。东盟在其供给端（进口渠道）与中国、在其需求端（出口渠道）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同时增强。如果中国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保持良好势头，那么中国与东盟之间有望实现错位竞争、良性竞争的发展关系。随着东盟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影响力将进一步在区域得到拓展，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区域化的发展空间。
当然，由于中间国家在供给端增加了对中国依赖的同时，在需求端增加了对美国的依赖，人民币和美元对中间国家的影响力可能同时表现出上升。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8年初的中美经贸摩擦之前，国际支付当中美元、人民币的占比分别为40%左右、1.7%左右，而到了2023年12月，两者占比分别上升到了47.5%、4.1%（见配图）。其中人民币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拉升了2.4个百分点，而美元占比则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其上升幅度更大，达到了7.7个百分点。
这其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干扰因素，比如美元金融周期、全球经济周期、乌克兰危机等等，但是全球产业链重构显然是其中更具有趋势性的长期影响因素。
三角贸易的潜在制约
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在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中间国家在需求端与美国等经济体的关系将更为密切。特别是东盟这样的国家，其在承接中国产业迁出的同时，在出口端与美国等经济体的联系更为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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