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香港也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与其他人民币离岸市场相比，香港具有明显优势。首先香港背靠大陆，与内地金融交易密切，人民币存量大，政策优惠倾向明显。其次，人民币双向流通途径已经打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人民币贷款、人民币直接投资等渠道已经基本打通，香港人民币发行量每年保持30%的高增长。幷且，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完整金融生态，人民币价格发现功能已经显现，期货市场趋于成熟幷提升其吸引力，幷对伦敦、新加坡等市场人民币价格产生引导作用。最后，香港的机构、市场、法律、政策等与国际接轨，接纳与认可度高。
通过以上分析，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不论从历史还是趋势上看，表面上是去国家化或国家缺位，实际上都有来自国家主权的作用和内地的各种支持。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就归功于香港自身的言论，实际上是不全面的。
四、迎接变化与挑战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香港作为一个“民主的橱窗”，而台湾则是“自由的灯塔”。在民粹主义抬头的欧美社会和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取得新融合、新发展的当前时刻，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藉口香港社会的矛盾，通过了所谓的“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幷实施针对个人和企业所谓的“制裁”，一再威胁香港自由关税的地位，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蒙上阴影。香港内部在经历自由市场和积极不干预的小政府制度下，其弊端也逐渐显现：香港经济长期缺乏政府导向，地产财团垄断资本，不但造成世界罕见的房地产垄断独大，难以控制资本的无限扩张，而且限制政府对社会和民众的公共供给。资本垄断扼杀香港经济活力，抑制新产业、新技术进入香港市场。经济利益集中流向垄断集团，导致香港内部经济增长偏低，缺乏创新，新企业和产业无法进入，社会结构僵化。对于发展高科技、创新与创业的活动被香港商界精英视为不具经济合理性，香港的资本投资力求短平快，商业模式和经营锁定在短期回报或廉价成本的基础上。因此对比房地产和旅游业，创新、创业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吸引力是极低的。此外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后，金融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少，只有极少数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人群才能匹配，无法惠及普罗大众。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体中经济较不平等地区，中底层民众与上层社会精英差距越来越大，无法享受香港繁荣带来的成果，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让人不愿意看到的是，这些因素竟然演变成了外界挑战中国政府对香港的主权的藉口和时机。因此香港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化问题，而是国家化后的国际化问题。也就是说国际金融中心也要承担起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这意味着香港要从一个地域化、区域化的国际金融中心转变为具有国家属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种国家属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体现为：随着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融合，香港需要担负起中央政府融合全球金融市场和维护国内金融安全的双重战略目标，幷支撑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其次，发挥自身的专业金融和监管知识，成为促进资本在中国与世界双向流通的重要门户，最后保持投射其市场影响力的渠道，成为保护政策自主权和国内金融安全的“货币长城前哨”。
所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保持及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是通过调整金融结构和生态，完善香港法制，消除国际社会和外资企业对香港的顾虑，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使香港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跃升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维持现如今香港的金融生态会促成香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短期看香港可以依靠内地作为依托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长期看原先的经济模式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国际性金融中心地位的动摇，更重要的是加剧香港社会的不平等和科技创新的停滞，因此融入国家，加强政府引导才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可行思路。
首先《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可以凭藉其国际司法管辖区的特殊地位，使中央政府有能力更好地管理政策和金融风险，有利于国家扩大国际市场资源的准入，推出新的举措和政策。
其次，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GAB），幷努力成为大湾区金融中心的先驱。中央政府正在推动这个超级地区的金融发展，香港应自觉融入，幷在开发离岸人民币和大宗商品市场风险管理工具方面发挥创新作用。继续发挥在“一带一路”倡议（BRI）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的作用。通过发行债券、管理亚投行项目的资本、安排货币互换、提供便利融资以及利用其市场网络提高亚投行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机会。
再次，中国在全球的金融影响力决定了将有更大的政策空间和作为，一方面要对国内资本市场保持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要与国际上的资本流通相适应，这使得香港成为一个独特的金融中心，帮助本国管理和实现这些多个、有时会有一定张力的政策目标。只要中国决定沿着金融全球化的道路，藉助国家权威的精心指导，采用可控的、有选择性的和实验性的方式，香港将继续作为中国独特的金融中心，因为没有任何可靠的替代香港的地方。
最后就是制度优势和中央的政策支持。中央一再表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的骄傲和优势，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在2023年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全面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进一步加强港深金融市场的对接和高水平合作。这其实就是国家属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化体现。
所以香港凭藉着国家的支持、自身的积累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从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具有国家属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将会拥有令人期待的前景。
注释：
①余秀荣：《国际金融中心：历史变迁与功能演进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2页。
②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是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指标指数，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该指数着重关注各金融中心的市场灵活度、适应性以及发展潜力等方面。
③GFCI 将构成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诸多因素分为五个核心指标：人才指标，包括人才的匹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商业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发展等。商业环境指标，包括市场监管水准、税率、贪腐程度、经济自由度和商业交易的便利程度等。市场发展程度指标，包括证券化水平、可交易股票和债券的交易量与市场价值、众多金融机构聚集产生的聚集效应等。基础设施指标，包括建筑与基础设施的成本和实用性。总体竞争力指标是指基于“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理念的城市总体竞争力水平，以及城市宜居程度指标。
④Isabed Hilton, “Beijing’s HK Takeover Is a Masterdass in creating Fear,” Financial Times, July 2020, pp.20-21.
⑤Li, Y. V., “The Irreplaceable Outpost? Whither Hong Kong in China’s Financial Future,” China Review, XX(April 2020), PP.261–278.
⑥CDS(Credit Default Swap, CDS)，即信用违约互换，是一种价格浮动的可交易的保单，该保单对贷款风险予以担保。CDS买家所获得的保险承诺包括：倘若债权违约，或有债权评级下调等各种不利的“信用事件”发生，收入仍不受影响（视具体条款而定）。一般的债权人起码仍可收回所持债券的面值。如此这般，CDS买家所获得的保护，等于说它们在信用事件的条件下（债权产品违约率上升时），仍可获得预期的收入甚至利润。因为此时CDS卖家将对它们支付与所担保债券面值相当的现金。而在没有信用事件的条件下，如所担保的债券按期履约，CDS卖家将从买家获得定期的保险费收入，也能由此获取利润。
⑦马岱煊、郭百里：《双重危机下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展望》，《企业改革与管理》2021年第1期，第99-100页。
⑧截至2021年4月，新加坡金管局（MAS）新数据显示，当地银行4月来自非居民存款按年增加44%至621.4亿新元，连升4个月幷创纪录新高；另外，当地4月外币存款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达到创纪录的270亿新元，今年首4个月亦增长近两倍，设立在新加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近几个月也翻倍达400间。不仅如此，部分知名企业也在考虑缩减或退出香港。如索尼互动娱乐和Mo.t表示，部分员工已经迁往新加坡。而韩国互联网搜索公司Naver Corp也表示将删除位于香港的备份服务器，幷将其转移到新加坡，以保护用户数据。
⑨Jones and Geoffre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in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Australi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405–428.
⑩从1990年开始，IMD会每年分析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该国家和地区内企业的竞争力，幷为其排名。评估以四大标准为核心：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专注于创造有利商业发展的规则和基础设施。
⑪瑞士洛桑国际发展学院，《全球竞争力排名2020》，www.imd.org/wcc
⑫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www.weforum.org
⑬[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经济体系》第三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页。
⑭《2018经济自由度指数》，《华尔街日报》2018年2月4日。
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20年香港服务贸易统计》，https://www.censtatd.gov.hk/sc/scode230.html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3月号，总第315期，P81-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