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所说,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而言,古代中国统治者“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中国的官职均经科举获得”“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每个民族文化都需要建立在自身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法国汉学家雷米·马修说,“中国的科举制度对法国精英的选拔产生重大影响,并延续到今天。”
梅谦立说,通过同中国的交流,欧洲人瞭解到一种“更公平、更有效”的官员选拔理念和模式。当时很多在华法国人都著述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对这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国家人才的机制给予高度赞扬,推动法国摆脱封建传统、走向现代官员选录制度。
谈及中华传统文化对法国社会的影响,梅谦立认为,最重要的是帮助法国走向文化和理性的觉醒。自文艺复兴以来,像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从中华传统文化和政治实践中,意识到建立现代国家的可行性,进而主张将政治建立在理性与美德之上,“这一思想过程启迪了法国的现代化”。
“交流互鉴有助于自身文明”
回顾17至18世纪的中法文化交流史,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认为,这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史中少有的东西方文明和平交流的一段历史。
“17至18世纪,来华传教士把西方文化和技术传到中国,‘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科技进步起到积极作用。”张西平说,与此同时,通过传教士和贝尼耶这样的学者,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东学西传”,促成欧洲不断认识中国、改进自身,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
“欧洲文明曾学习过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张西平说,一种文明需要向其他文明学习才能成长起来,“中欧交流的历史证明,不同文明可以包容共济,同时也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现代性的思想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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