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说，目前，全球通胀问题得到阶段性缓解，但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短期和长期因素依然很多，包括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的紧缩效应逐步显现、发达国家金融系统承受力与稳定性受到挑战、政府或企业违约风险不断攀升、企业和国家层面的供应链持续调整、贸易保护主义与资源民族主义依然盛行、主要经济体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与稳定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去碳成本依然过高以及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多点爆发等。这些因素的发展演化都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2024年，不少经济体将迎来大选。大选可能会引发经济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加剧国际关系紧张。”陈凤英表示，近年来，世界经济受到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紧张等问题冲击，相关问题目前尚未有效解决，部分地区还显示出新的冲突风险，可能导致能源价格再度上涨，让通胀问题再度凸显。地缘政治冲突还将阻碍多边合作，削弱国际合作和协调机制的能效。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依然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世界银行预测，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仅为疫情前1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近日表示，如果任由世界经济碎片化趋势延续，会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7%，大致相当于法国和德国1年GDP的总和。
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英德米特·吉尔表示：“如不进行重大调整，21世纪20年代将成为错失机会的十年。近期增长仍将疲软，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国家陷入困境：债务压力沉重如山，近1／3的人口缺乏食物保障。这将阻碍许多全球优先事项取得进展。”他也指出，扭转颓势的机会依然存在。政府应该立即着手加快投资、强化财政政策框架。
“2024年，多数国家央行仍将在‘抗通胀’和‘防衰退’的政策目标中寻求艰难平衡。”徐秀军说，为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各国政府和央行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方面，要共同防范各国经济政策对外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尤其是要防范个别大国利用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对外转嫁风险和危机；另一方面，要通过协调形成应对挑战的政策合力，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塑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