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27日电／乡村振兴是现阶段学界和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乡村”。“仍在乡村”的认识，一方面是指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振兴乡村成为一个难题由来已久；另一方面是指乡村振兴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发展的差距仍然较大，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任务。
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外力支持
北京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文章表示，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的形成由来已久。解决这一问题，让农民也能够普遍富裕起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从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史来看，学术界很早就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为探索乡村发展的路径付出艰辛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提升，农村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农业规模化经营、城乡融合发展等不同路径，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得到了释放和培育。
然而，在这种农村的发展和变迁中，农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继续下大力气培育内生动力的同时，也要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外力支持，实施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再平衡，继续大力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的变革，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剩余劳动时间推动农民兼业、农民增收，通过盘活农村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动员全国各行各业帮助乡村振兴。
从长时段来认识乡村发展动力的变化
文章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的可能未来，也应是既有各国乡村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农民的终结》一书，那时法国的城市化率在65%左右，与今天的中国差不多。到1984年该书再版时他又写了《二十年之后》，而那时法国的农业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以下，这大致相当于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时可能达到的水平。孟德拉斯当时描述的法国农村的巨变，也许对我们今天展望乡村现代化可能的未来有某种参照意义。
我们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并根据自身国情来判断中国乡村未来发展可能的趋势，这有助于我们从长时段来认识乡村发展动力的变化。
乡村人口和农业劳动者将会继续减少。中国乡村现代化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2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65%，如果以2010—2020年10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约1.4个百分点推测，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突破80%的天花板。但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超过80%以后可能就不再是发展程度的指标，而只是生活和居住方式选择的指标。中国乡村现代化差距较大的指标是农业劳动者的占比。2022年在中国约7.5亿就业人员中，农业就业人员约占22%，这个指标与目前发达国家通常占比在3%以下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以2010—2020年10年间农业劳动者的占比年均减少1个多百分点推测，中国2035年这一指标将减少到10%。当然这种简单的外推法也可能造成误判，实际速度可能比预想的慢，城市化和非农化达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徘徊和瓶颈，但这个大的趋势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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