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剪报 记录历史
秋冬之交，北京的天空高远起来，北京师范大学的银杏叶子也落了。满地金黄之上，一座铜像立在楼群之中，静静守望着这个京师文史重镇。铜像脚下，是启功题字“陈垣校长像”。时至今日，北师大的学生提起陈垣时，还会亲切地称一声“陈校长”，仿佛这位一生精诚治学、着力兴教的历史人物仍然“活在今日”。
这位“国宝”级史学大师的诞生，是家乡孕育与首都培养共同作用的结果。陈垣生于1880年，从小在广州私塾读书，13岁时，一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他指明了自主读书的门路。跟随此书指引，陈垣广泛涉猎，自认“读书之基树于此也”。1913年，陈垣从侨乡江门一路向北来到北京，最终驻足在京师学堂之中。恰逢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贮京师图书馆，他于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起来。陈垣带领助手，花费整整3个月，按函、按册、按页对这部36277册、2291100页的大丛书进行彻底清点，梳理了中国古典文献之脉络。在故乡与首都的学习历程，沉淀为陈垣历史研究的深厚底蕴。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一经问世便在史学界引发广泛反响。此后他更是佳作频出，历久不衰。
北京是陈垣的第二故乡。陈垣人生的后半程，在西城区兴华胡同13号的四合院内度过。院落两扇斑驳的木门上各刻一列文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正屋高悬一块牌匾，上书“励耘书屋”。从沉醉于《书目答问》的故乡少年到满腹经纶的广博学者，陈垣寻根问底的求知欲化为充满思辨的史学考证，与他家门传承的“信义”风骨，长久留在了这座故居。
近日，侨乡江门与华侨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在首都遇见侨乡·广东江门主题月活动”。活动现场，陈垣后人陈智超、陈雪松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47份陈垣相关资料剪报，作为这位侨乡名人的历史成就纪念。
潜心研究 源于热爱
“我祖父的祖父曾做柑皮生意，开办了一家名为‘陈信义’的药材商行。店门前挂了一副对联，写着‘信人所任，义事之宜’，以彰显店铺老幼不欺的诚信。”陈垣之孙陈智超，如今已近90高龄。他追忆往事，从家门之兴讲起陈氏“信义”的传承。
“我少时身体不算强健，因此常得祖父关怀。虽然身居两地，祖父仍来书信询问：‘智超身体如何？停一年不读书，纵其自习，亦一样有益。’”陈智超谈道，这令他倍感温暖。祖父不仅惦念他的身体状态，更关心他的人格与事业发展。“‘信人所任，义事之宜’的信念，深刻体现在祖父的为人治学之中。”
“为人即是治学，二者密不可分。”陈智超认为，无论为人治学，陈垣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严谨认真。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要借佛牙舍利到几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展出。为了保障展览信息科学准确，已80高龄的陈垣率领团队考据资料。适逢三伏天，陈垣不顾酷暑，指导学生查阅《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量文献，还亲自去书库翻找。房间里太热，陈垣就把桌子搬到庭院廊下，但仍然汗如雨下，浸透他的夏布背心。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佛牙故事》发表在《人民日报》1961年7月20日第7版上，与佛牙出国行动形成良好配合。
“祖父的严谨认真还体现在他的文献搜集理念上，他讲究‘竭泽而渔’，意思是在文献收集整理中，必须有穷尽所有相关材料的毅力与决心。他认为，这样的研究，才是负责的历史研究，才是追寻真相的历史研究，才是可‘信’的历史研究。”陈智超说。
在陈智超家收藏的陈垣文物中，有一份珍贵的稿费捐赠书，上书“兹谨将积存稿费肆万元献给党”，时间为1970年。此份捐赠书为陈垣亲笔所书，正如陈垣的学生、国学大师启功所言“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匀称，从不潦草”。如陈垣生前所愿，在他故去后，后人将藏书36237册、期刊4795册、一般文物字画1149件献给国家，由北师大图书馆收藏。
启功曾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更是各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陈老师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中心。”中国几千年来各地方各民族从矛盾到交融，最后团结成为一体，构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及灿烂文化。在学术领域论证这一思想的，正是陈垣精心且得意的著作之一《元西域人华化考》。“祖父的历史研究，源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深热爱。”陈智超说。
信是治学必信，义是一片丹诚。从“陈信义”到陈垣，这份精神仍在延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