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17日电／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其重要标志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先发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及许多后发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唯重要途径。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供求两方面支撑，即协同推进供给端高质量发展和需求端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供给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生产环节的效率提升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同时也会对消费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高质量的供给通过提供更多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需求质量的提高一方面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会倒逼供给质量升级，并与供给质量之间形成互相增益的良性互动关系。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发展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本文重点从循环与增长动力变化看扩大消费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运用系统循环原理分析导致我国消费严重不足的深层原因，最后提出治本对策。
一、从循环与增长动力变化看未来扩大消费的战略意义
（一）过去低估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消费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消费是目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为总体消费力的显着增强，国家的富强也是建立在强大的消费需求基础上的。投资与生产都是手段，其重要性在发展的早中期更显着。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的地位及能动性将显着提高。过去对消费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供需平衡和生产的主导作用这两个方面，这可能符合过去的事实，在政策操作上也比较简便有效，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种传统认识明显存在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从基于供需平衡和生产主导的角度来认识消费，使消费的重要作用长期被低估。从国民经济平衡角度看，消费不具有主导作用，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所谓国民经济总量平衡通常是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实际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指总的最终供给和总的最终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两者在短期内通常是不平衡的。在成熟的经济体中，这种总量平衡相对常见，而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内，总的最终供给与总的最终需求并不是平衡的，通常是“非均衡”的。只要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便认为是总量平衡。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实际都体现“非均衡”特点。导致“非均衡”增长或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的作用。投资通常是一个长期性行为，从需求上讲，它是中间需求；从供给上讲，它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因此，宏观经济管理上讲的需求管理，实际最关注的是对投资行为的干预，而此时消费总是处于被动和次要的地位，政策很少去刺激消费，但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却不得不去抑制消费。
导致消费被低估的另一个原因源自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人们认为生产决定收入与消费，消费是被动变量，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中期，短缺或供不应求是常态，供给创造需求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铁律，没必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去重视消费。在生产主导的经济及投资主导的经济中，消费不重要，也因此使得消费问题会越积越大，难以解决。特别是在进入到相对高级经济发展阶段时，消费的战略作用凸显，这需要从循环和增长动力变化来确定。从循环功能上讲，随着市场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作用更为关键。消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决定因素，特别是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建立要依靠强有力的需求支撑。从新发展阶段增长动力转换来讲，消费与投资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投资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优化供给结构上，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靠投资，而促进经济增长则只能靠消费扩张。这是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最大不同点。
（二）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上认识消费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作用
循环高效畅通是决定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基础是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国民经济循环比国民经济平衡重要，且循环包含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既指生产经过分配、流通两环节，到消费，又回到生产，从而形成一个经济大循环系统，也指企业、家庭、政府与国外等四部分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大循环系统。它是一个循环运转的概念，揭示的是各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反馈机制。过去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比较注重总量平衡，而较少关注国民经济体系循环。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什么循环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经济体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循环问题会越突出。比如五十岁以上的人常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三高”问题，其实就是血液循环疾病。循环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更为重要，如果经济运行的四个重要部门与环节有一个出现了严重“梗阻”，经济运行就会严重失衡，甚至出现如货币流动性不足、严重的需求不足、生产率持续下降等问题。
当前消费不足从供需平衡和循环两个方面严重影响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率，并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从物质生产层面，我国绝大多数工业产品已进入产业生命周期的后期，即90%的工业品已达到了产量峰值，且出现了普遍报酬递减问题。此时的产能过剩不再是周期性的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在绝对过剩条件下，常态的供给增长不会带来实际性的经济增长，相反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从而形成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相对而言，国内消费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扩大消费成为调节供需平衡或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但由于在高增长时期长期存在投资过度增长及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导致我国消费率过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成为供需之间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有效循环的巨大梗阻，出现明显的累积性消费不足问题。根据“木桶效应”，在供给相对稳定且出现绝对的产能过剩时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短板，消费增长率的提高意味着潜在增长率的上升。因此增加消费，既可以明显缓解绝对过剩问题，保持物价稳定，同时随着消费“短板”的拉长，也会遏制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发挥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消费“堵点”的形成。如果主要是由消费能力不足引起的，那么其真正的“堵点”不是消费本身，而必须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循环上去寻找。所以，扩大消费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问题，而是要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内在障碍。
（三）从长期增长动力转换的角度看扩大消费的战略作用
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规律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着下降，投资的重要性则主要体现在增强创新能力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上。
首先，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由中等收入水平向发达水平升级时，投资主导型经济将转换为消费主导型经济，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投资与消费作为两个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长期经济发展进程看，它们的关系一般都要经历两次大的历史转变。一次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转变。在现代经济增长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这是低级的消费主导时代。这一阶段基本没有投资，或公共投资和社会投资都极少，经济增长主要靠“基本生存需求”驱动，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且困难重重。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低级的消费主导型经济让位于投资主导型经济，资本积累率也就是投资能力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高增长主要靠投资，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计划经济时期也是靠投资，消费只是被动适应，且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即消费的上升也是受投资的驱动。1978—2012年间我国高增长时期，投资年平均拉动GDP增长4.5个百分点，而消费年平均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尽管消费对经济增长起了主要贡献，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投资。而2003—2012年这10年明显是投资强拉动时期，投资与消费年均分别拉动GDP增长5.6个和5.2个百分点。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时，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再次发生重大转变，即经济增长模式重回消费主导型，但却是高水平的消费主导型经济。投资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整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显着提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消费扩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两个提高”是一种最优组合，投资占比的下降及贡献率降低，主要是因为投资效率—投资产出率的明显提高，即“资本的高能化”。相应地，与投资率下降相伴的是消费率的上升，消费才是体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总成果，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表现形式。
其次，根据投资与消费关系的重大变化规律，我国消费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估计未来30年消费与投资两者不同的增长潜力，主要是根据现代化一般规律——人均GDP达到高水平后经济结构趋同的原理倒推。经济发达水平的投资率一般在20%左右，即以最小的投资规模或一定量最高能的资本创造最大的经济福利（消费率最大化）。1970—2015年间，欧美发达国家各国投资率都趋同于20%左右（见表1），即人均GDP达到6万美元时。人均资本形成总额为1.2万美元左右。按照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分两步走战略部署，我国人均GDP差不多在两个15年间都要翻一番，届时人均GDP按现价差不多也达到6万美元左右，那么，2050年前后，我国人均资本形成总额估计为1.2万美元左右，而人均消费量（指最终消费）则达4.8万美元左右。而2022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总额和人均最终消费分别为4.54万和3.60万人民币，折合现价美元为6757美元和5349美元。由此测算，我国资本与消费的年均增长潜力分别为2.3%和7.3%。或者从增长的总空间来讲，未来不到30年，我国消费有6倍的增长空间，而投资仅有1.2倍的增长空间。
总之，无论是从增长动力转换规律与增长潜力看，还是从解决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看，消费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具有战略性，是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人民生活品质的“大关键”。
二、当前我国消费不足问题及原因剖析
（一）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表现
1.消费率明显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的变化可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2003年，其特点是消费率常态化偏低，但持续20多年保持相对稳定。最高的消费率出现在1983年，为67.3%，最低消费率出现在1993年和1994年，两年消费率均为58.5%。这一阶段在经济上的典型特征是轻纺工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这与短缺经济特征结合，导致高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高消费。这25年的平均消费率为62.7%，与典型发达国家和有代表性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消费率均偏低15个百分点左右。第二阶段是2003—2010年，这一阶段消费率大幅下降，处于严重偏低状态。由于我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高速增长阶段，资本密集型的特征显着地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从而导致我国消费率进一步下降。这一阶段最高的消费率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轮周期启动的第二年，即2003年，当年消费率为58.1%，比上一期的最后一年下降3.1个百分点，到2004年再下降2.7个百分点，两年形成断崖式下跌，直到2010年降至历史最低点49.3%。此阶段持续时间达10年，平均消费率为52.2%，比上一期低10.3个百分点，由此导致我国消费率在此阶段比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偏低25个百分点左右（根据表2、表3的比较）。第三阶段，也即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消费率开始回升，但爬升极为缓慢，进而成为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重大需求障碍。迈过中等收入门槛后，特别是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后，我国消费需求本应进入30年高速增长期后的补偿期，消费率回升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十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4.1%，仅比严重偏低阶段提升1.9个百分点，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典型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消费率偏差仍然在20个百分点以上。
2.消费增长率明显偏低
当前消费增长率只有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一半。消费增长率大幅放慢是当前消费不足问题的主要表现，也是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时消费率依然严重偏低的直接原因。在高速增长时期，我国消费在投资高增长的驱动下也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储蓄率与投资率过高引起的。真正的消费不足问题在2017年以后显现，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连续三年巨大冲击后的当前。2000—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年增长率都保持在9%以上，2017年以后开始不断下滑，2019年降至5.9%的最低值，同期最终消费的实际年增长率也呈同样的变化。实际消费增长率下降的拐点在2017年，到2019年两个口径的实际消费增长率都降至6%这一偏低水平。与上文估计的未来长期潜在消费增长率相比仍偏低。新冠疫情的爆发使消费增长潜力受到了更大的抑制，两者的结合（前期的“拐点”变化和疫情造成的“伤疤效应”），使得我国当前消费不足问题异常突出。从月度同比增长走势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需求恢复是明显的。前两个月、3月、4月、5月和6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3.5%、10.6%、18.4%、12.7%和3.1%。疫情连续三年的冲击，引发月度消费同比增长剧烈波动，看实际消费恢复状态或消费不足，必须看四年的月平均增长率，同时与前三年的平均值进行比较。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但如果看四个平均值，这一恢复远达不到预期。两年平均仅为3.6%，四年平均增长3.9%，比疫情前三年（2017—2019）平均值7.7%低3.8个百分点，四年平均的恢复程度为51.4%（见表4）。也就是说，如果把疫情前三年的平均值作为现阶段的消费增长潜力的话，那么目前我国消费增长仅恢复了近一半，还有一半没有恢复。将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速恢复到7%以上，无论是对解决经济运行面临严重的供大于求、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还是房地产市场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且风险集中释放的问题，抑或是加快建成强大的内需体系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
3.消费贡献率依然明显偏低
我国消费贡献率变化有规律可循。一是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相应的投资的贡献率明显上升。相反，在经济周期的调整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而相应的投资贡献率下降，这也说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明显。二是呈长期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大致经过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201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投资主导。在这期间，消费贡献率的波动很大，主要是按周期的规律波动。其中消费贡献率出现过三次低迷期，贡献率都降至50%以下，第一次是1987—1988年出现第一次高通货膨胀时，第二次（1989—2002）和第三次（2003—2010）都是由于投资过热。第三次与前两次不同点在于，由于这一时期的重化工业化特征，投资驱动处于最强期，致使投资的贡献率超过了消费的贡献率，这也是导致这一阶段我国消费率严重下滑的根本原因。第二阶段，自2011年开始，我国消费的贡献率开始走出“低谷”，但回升缓慢，与需求动能转换的需要相比仍显不足。一方面，消费率上升始终难以达到“常态值”，即恢复到1978—1990年间的平均水平。1978—1990年这13年平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7%，而2011—2019年消费的平均贡献率为60.1%，相比低了6.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从长期看，我国消费的贡献率与消费率会最终趋同，即都达到80%左右。也就是说，我国消费贡献率与未来潜力相比，偏低20个百分点左右。提升消费贡献率和消费率也就是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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