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实融合的关键因素是数据。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治理体系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要使数据实现从资源到要素的转换，激发“数”“实”部门间的协同效应，需要通过适宜的制度创新解决有效数据、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供给不足，明确数据产权属性，构建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创新数据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体系等。与此同时，在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上，数实融合所需的制度条件不尽相同，需要提供差异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供给。在企业层面上，数实融合要持续拓展且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使经济主体获得足够激励。这种激励主要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企业通过主动引进通用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优化企业绩效，使企业获得更高的竞争力和超额利润；二是通过经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改变，使企业遵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并有效嵌入新的技术体系中。在这里，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有效结合至关重要。在产业层面上，数实融合可以理解为部门协同，制度引导应致力于促进形成若干正反馈或互激式增长机制，不断降低要素成本。
当前，中国数实融合的广度深度正在持续拓展。一方面，数实融合进程迅速。2022年，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与产业数字化规模分别达到9.2万亿元和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分别为18.3%和81.7%。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有规模经济优势、数据体量优势和场景丰富优势，数实融合易于形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产业数字化潜力巨大，这是中国数实融合的强大动力和显着优势。
文章指出，也要看到，中国数实融合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例如，产业大而不强、一些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字技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仍有待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潜力尚未有效激活等。伴随着通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数字技术正进入创新爆发期，与千行百业融合向纵深拓展，数实融合领域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做好数实融合大文章，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文章称，数字时代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具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在复杂的分工过程中存在复杂的相互嵌套、相互依赖关系；二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才可能有效嵌入国际分工体系。这就意味着，要解决“卡脖子”问题，应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为主导，在关键技术和产品上中游的重要分工节点取得不可替代的地位，将传统意义上的规模优势、多样性优势转化为行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打造与之对应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主体，进而在提高安全度的同时获得高附加值，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接续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行动，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探索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新路径，为高质量发展强根基、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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