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经济与人才层面所面临的挑战外，香港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相当复杂，中美两国博弈、俄乌战争延烧、再加上台海局势紧张等，这些对于作为处于中西交汇点的香港，看似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但如果从有危必有机的角度来看，却能发现更多潜在的机遇与香港可以发挥的空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操作下，香港的国际地位与形象近年来确实受到一定挑战；但也正因为中美两国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中，表明香港以往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将更加重要，中美都更需要香港承担起沟通两国的桥梁功能。随着疫情结束，香港重新对外开放，去年11月本地成功举办了国际金融峰会与国际七人榄球赛等经济与体育盛事，是香港向世界宣告其已回归国际舞台的重要象征。香港在巩固与加强自身作为国际枢纽的同时，未来还需要持续加强其对接中外、联通世界的角色，在当前全球经济疲软、外资对内地投资减少的不利形势下，更需香港提供一个窗口与跳板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提升中国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第三，基层住屋问题的改善，除了要依靠大力增加土地房屋的供应外，亦要对公营房屋系统进行革新以释放更大效能。
本届特区政府一上任，就展现出改善基层市民居住环境、消灭劏房的决心，积极觅地造地，兴建传统公屋与简约公屋。政府对增加公营房屋供应的重视当然值得肯定，不过香港的公屋制度也存在深层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在照顾最低收入阶层的同时，政府也应看到介于基层与中产之间的无壳蜗牛的住屋需求。公屋的租赁性质决定了住户难以将其进行变现，故存在无法实现置业阶层晋升的根本弊端，这造成了公屋的流转率非常低，搬进公屋就住一世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还衍生出上一代向下一代传承公屋的世袭问题。公屋是社会宝贵的公共资源，但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下，却没能尽其所能地发挥最大效用。
我认为，政府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提高当前公营房屋的使用效率：首先，调整当前公屋与居屋兴建的比例，向居屋投放更多的资源，完善当前从公屋租户到居屋业主之间的置业阶梯，让更多公屋富户能获得居住环境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把现有珍贵的公屋单位重新腾出，满足正在忍受恶劣居住条件的公屋轮候者的需求。第二，政府应考虑重推“租者置其屋”计划，供一些长期缴纳租金且有购买能力的公屋住户实现变动租户资格的能力，从而令其拥有一定的资本往更上层的置业阶梯爬升。我明白，有些观点可能认为这会造成公共资源向已长期享受居住福利的公屋住户倾斜，但即便不以这种方式提升公屋的流转率，在当前公屋审查制度疏漏、且没有足够诱因吸引租户搬走的现实条件下，这些公屋资源也必然会被锁死冻结，无法分配到更有需要的人手中。只要特区政府在公屋、居屋与私楼之间做好区隔，参考新加坡组屋的成功案例，公屋、居屋这类具政府资助性质的公共房屋资源也不会被滥用，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过渡期后，我相信将能大大改善香港目前的土地房屋问题。
综上所述，香港当下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虽然存在各种挑战，但我们更应从辩证的角度看待香港的前景与发展。在中央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决心之下，香港的独特优势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我认为，只要特区政府在不断变动的时局中始终保持自信、不要自乱阵脚，在明确自身的定位后积极开拓新的机遇、不断完善管治思维，一定能带领香港转危为机，拨开迷雾发现更广阔的天地！以上是我的浅见，欢迎大家提出指正，谢谢。
林艳：谢谢倩羚，倩羚对香港当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才问题、联通内外以及土地房屋的形势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与研判，其中我非常赞同倩羚提出关于当前香港公屋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其提出的流转建议。去年我也曾写过一篇关于解决香港住房问题要有新思维和新策略的社评，我认为，解决住房问题不是大量盖公屋这么简单，应该要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置业阶梯。一方面要设置公屋“旋转门”机制打破怪圈，把保障性住房资源留给真正困难的市民；另一方面，要加大居屋建设和供应量，让其成为普通市民实现安居置业的主体；再者，实行房屋“双轨制度”，适当放开私宅市场，满足公营房屋和私人房屋两个市场的不同需求。下面有请曹润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