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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帮助贫困国家摆脱困境，助力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转型。”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说，共建“一带一路”对国际社会贡献巨大。通过这一合作平台，许多非洲国家获得了现代化的交通和生产方式以及大量就业机会。与中国的合作让非洲受益，“许多非洲国家人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更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方向发展
智库报告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其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归纳为四个“者”的角色定位。
——中国是国际机制的“深度参与者”。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工作。近些年来，中国在人权领域呈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人权理事会等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工作，中国籍专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联合国各人权机构中；恪守国际法原则，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办公室、人权理事会特别机制等积极拓展合作，推动其公正、客观地开展工作，与各国进行建设性对话。
——中国是治理规则的“共同建设者”。
中国多次派代表参与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工作。先后参与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重要国际人权文书的制定，为这些规则的起草、修改和完善作出重要贡献。为在国际舞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需求，中国作为主要推动者之一，参与了《发展权利宣言》的起草工作，先后推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就实现发展权问题进行磋商，致力于推动落实发展权的机制。
——中国是交流合作的“积极倡导者”。
中国积极倡导大力推进人权领域对外交流交往合作，致力于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交流与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陆续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人权对话或磋商机制。中国先后举办“北京人权论坛”“南南人权论坛”“中欧人权研讨会”“国际人权文博会”，以及“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国际研讨会”等国际会议，推动各方在人权问题上扩大共识、减少分歧，增进相互瞭解与理解。
——中国是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改革工作，在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磋商和最后表决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国家认同；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发展权、粮食权、单边强制措施问题等专题性特别机制；倡导召开关于粮食安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别会议，积极推动完善国际人权机制。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柳华文指出，中国明确反对人权领域的双重标准和将人权工具化、武器化，是联合国人权机制客观、公正、非选择性、非对抗性发展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中国五度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是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事业成就的肯定以及对中国在全球人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费尔哈特·阿西夫认为，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人权理事会等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工作，参与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工作，有助于使不同观点得到倾听、形成反映文化和历史背景多样性的人权标准。中国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对维护国际人权框架的公信力至关重要，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工作，有助于促进资源分配更加公平，使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平、有效。“中国对促进全球人权治理的公平性、正义性、合理性和包容性作出了宝贵贡献。”
为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基于人类整体性的全球人权治理是人类人权文明演进的正确方向。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多个联合国人权文件，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认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各国人权保障和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度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中国人权治理观，突出共荣共惠、共建共享、平衡包容、和平共生的时代追求，强调全球人权保障事业的整体性，是对既往人权理念的重大超越。中国立足自身人权实践，主张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为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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