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新能力旨在激发社会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在之前的工业时代，由于尚未摆脱前工业社会极度的资源贫乏状况，创新系统的比重相对较弱。在现代化初期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中，秩序能力和赋权能力具有优先地位，创新能力相对处于次要地位。进入数字时代，创新系统的意义被激发出来，原因在于：首先，创新行为的非规划性意味着国家在整体规划时要避免过强的刚性，需要为创新型组织和个体提供足够的空间，鼓励创新行为的发生。其次，国家数字创新能力是对平台化新挑战的一种可能回应。国家一方面需要依靠平台型企业来参与世界性的竞争，因此要给其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国家对平台型企业要进行适度的干预和引导。最后，由于许多创新性活动首先表现为经济活动，因此需要在原生性规则和制度创新方面进一步努力，更加积极主动地设定相关的制度规则，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国家创新能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面。
此外，正如马里恩•福卡德等人指出的，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社会系统和机器学习算法之间将形成相互的递归动力，用户、平台与算法通过多元互动实现系统创新。由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工作（特别是重复性工作）可能逐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那么整个社会就可以在创新活动上投入更多的资源。马克思所讨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这一设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创新系统结合在一起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每个个体最基本的生活物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个体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更加主动地工作，更有创造性地工作，这便是数字创新能力的核心内涵。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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