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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发展概况（1991－20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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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台商对中国大陆各地区投资规模占比发展概况（1991－20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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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台湾地区上市柜公司对中国大陆投资额占比（2001－20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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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中国大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趋势（2000－2019年） |
（四）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的研究综述
自1987年台当局允许台商赴大陆直接投资以来，学界逐步开展涵盖台商投资动因、区位选择、投资模式、经营绩效，台商投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其中，关于台商赴大陆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有：除了市场容量、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等传统区位因素外（张传国，2003），集聚经济和劳动力素质两大区位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李非和李继翔，2004）。李进明（2008）对台商在中国大陆内部投资的区际转移过程进行探究。胡少东（2010，2011）研究得出区域制度环境是大陆台商投资的重要区位因素和台商投资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关于台商投资大陆的动因方面，陈鹭（2003）研究认为减少汇率损失、享受优惠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是早期台商赴大陆投资的重要动因。关于台商赴大陆投资对两岸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王华、唐永红（2010）论证了大陆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与两岸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协整关系。胡敏（2014）对大陆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关系进行系统性论述。朱佑征（2008）就台商赴大陆投资对台湾地区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
综上所述，关于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的研究普遍以宏观为主，而两岸投资领域的既有文献忽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全球性因素。同时，缺乏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台资企业异质性的讨论尚未展开探究。由此，本文分别考察大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台湾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有助于完善大陆台商投资领域研究。
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台商赴大陆投资的特征事实
（一）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流量特征
1、总量视角下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流量特征
1981年7月，大陆首家台资企业——诏正水产联合公司在漳州正式获准注册营业。自此，台商开始向大陆试探性投资。1985年，厦门三德兴工业有限公司成为以新加坡外资身份工商注册登陆的首家台商独资企业。由此，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发展依次历经初步探索（1985—1990年）、逐步发展（1991—2000年）、高速增长（2001—2010年）、稳健发展（2011年至今）四个阶段（图1）。
图1：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发展概况（1991－2019年）
注：①根据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投审会”数据整理；②图中金额为名义价格；③1993、1997年件数和金额明显偏高，主要是由于当年台湾当局要求已在陆投资台商未行申报者补办登记。
其中，自2011年以来，台商赴大陆投资的特征体现为：一是大陆经济先后进入“新常态”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许多在陆传统台资企业进入转型升级“阵痛期”，台商投资规模进入存量整理阶段。二是金融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同时，“逆全球化”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日渐提升，加大了台商投资风险。三是自2016年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采取多种手段阻挠两岸经贸交流，增加了台商投资的制度性成本。四是随着大陆经济转型加深，新经济领域成为引领两岸经贸的新亮点。台商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重工业领域投资进一步减少，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领域投资规模比重不断扩大。半导体业、电子零组件业和金融业已成为台商大陆投资的主导。五是两岸呈现融合发展新态势。
2、区域视角下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流量特征
大陆东部地区始终是台商投资大陆的主要地区，同时,台商“西进”也在不断加快。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依托良好的对台区位优势，成为台商“登陆”的首站。1991年，台湾地区对广东省投资额占当年对大陆总投资的43.88%，福建成为台商在大陆的第二大投资地，投资额占比为33.49%。20世纪90年代和2005年前，台商赴大陆投资“西进”处于缓慢推进中，台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较为零星，金额相对不大。20世纪90年代，台商对大陆东部地区的投资金额占比均高于90%。2010年，台商对东部地区投资比重下降至88.03%，之后，台商在东部地区投资额占比进一步下降，2016年降至76.31%（图2）。近年来，由于台商赴大陆投资整体趋于下降，东部地区占比又有所回升，台商“西进”放缓。自2006年开始，依托中西部崛起的发展机遇，台商加速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布局。其中，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基于自身已有的良好交通位置、工业基础和劳动力优势，成为台商“西进”的首选地。自2010年起，台商不断加大在安徽投资，主要受益于当地日益完善的产业布局。在西部地区，川渝两地凭藉着良好的要素密集度及政策优势，成为台商“西进”中重点选择的投资地。
图2：台商对中国大陆各地区投资规模占比发展概况（1991－2019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投审会”数据整理而成。
此外，东部地区内部吸引台商投资的集聚度也呈现地区差异化。其中，长三角地区对台资企业的集聚效应和虹吸效果不断增强。1991—2000年，长三角地区的江浙沪三省市台商投资规模占当年台湾地区对大陆总投资金额的比重从14.72%快速提升至50%以上。其中，昆山市、苏州工业园区、上海西片一带，大量台资企业在此集聚，率先形成良好的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2004—2009年，江浙沪三省吸引台商投资额占比几乎都在60%以上，2010—2019年则呈现略微下降后再度回升的态势。由此，长三角地区对台商投资的吸引力逐渐超过了珠三角地区。
3、上市公司视角下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流量特征
上市公司是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组织形态。台湾地区股票有上市、上柜、兴柜三种形态。其中，兴柜股票是指未上柜、未上市的股票，在兴柜市场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类似于大陆的新三板市场。上市股票和上柜股票都在台湾证券交易所集中市场交易。其中，企业上柜的门槛相较上市更低，上柜市场类似于大陆的创业板市场。截至2021年1月底，台交所共计上市股票959只、上柜股票784只。2001—2019年，台湾上市柜公司对大陆投资额占当年度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核准的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总金额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2001年和2002年，该比例仅为39.87%和23.91%，之后，2013年该比例已超过50%，2019年，上市柜公司投资规模占比已达到64.75%（图3）。
图3：台湾地区上市柜公司对中国大陆投资额占比（2001－2019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TEJ数据库、Wind数据库计算整理
（二）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存量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是指在某一时点上存在于东道国或地区的所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总额（高敏雪、刘晓静，2009）。目前，大陆尚未系统性披露FDI存量信息。同时，也未有学术文献对台商大陆投资的存量特征加以探讨。由于台湾金融监管部门要求台交所上市柜公司逐季披露在大陆投资信息，而且，凡是对在大陆投资公司具有直接或间接重大影响的，母公司均须披露该公司的相关财务信息，包括该公司的期末投资帐面价值。由此，本文将此“帐面价值”作为分析台商大陆投资存量特征的窗口。具体而言，台湾上市柜公司披露的大陆投资期末帐面价值，类似于长期股权投资。同时，在大陆投资公司帐面价值一般用权益法核算。截至2019年末，基于台湾上市柜公司统计的台商大陆投资存量规模达1721.41亿美元，较2001年末的57.41亿美元增长近30倍。就台商在大陆投资行业而言，2010-2011年，台商在大陆投资公司帐面价值最大的行业为其他电子业、电子零组件业、电脑及周边设备业、光电业、塑胶工业。至2019年，台商投资大陆前五大行业依次为其他电子业、电脑及周边设备业、半导体业、光电业和金融业。八类电子工业期末帐面价值占期末总帐面价值比，从2001年的40.52%提升至2019年的65.94%。由此，电子工业成为台商大陆投资存量资本核心。同期，台资金融机构开始西进大陆。目前，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电子工业中，帐面价值最高的是其他电子业，其中，鸿海精密在大陆投资的帐面价值即达407.56亿美元，占其他电子业的84.95%。此外，半导体业是近20年台商在大陆投资行业中投资存量规模上升幅度最高的行业，其投资帐面价值从2001年的0.96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127.32亿美元。与此同时，塑胶工业、水泥工业、橡胶工业、食品工业等传统产业领域台商在大陆投资存量绝对值位居台商在大陆投资帐面价值前列。就相对增速而言，2010年以来台商在大陆投资水泥工业和生物医药产业增长速度较快，而在电器电缆、玻璃陶瓷和纺织工业等领域投资存量规模增长较为缓慢。此外，台商在大陆投资第三产业的投资存量规模，增长最快的行业是金融业。至2019年末，台商在大陆投资金融业的帐面价值已达88.24亿美元。同期，台湾地区以长荣海运、台骅投控和万海等为主的航运业上市公司在大陆投资的帐面值，由2001年的3000万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3.38亿美元。另外，台商在大陆文化创意、农业科技、电子商务等行业的投资存量亦取得一定增长，但规模较小。
（三）大陆与台湾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事实
1、大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事实
截至2020年末，国内外关于大陆EPU测度的文献主要有：Baker, Bloom & Davis（2016）、Davis, Liu & Sheng（2019）及Huang & Luk（2020）。这三篇文献关于EPU指数编制均采用基于媒体信息的文本挖掘法，不同之处在于选取的报纸范围和筛选新闻的关键字有所不同。具体而言：EPU指数约等于期间符合EPU关键词集合的新闻篇数除以期间新闻总篇数，再经指标编制技术细节处理后，即可得到标准化的EPU指数。本文主要采用Baker et al.（2016）创设的EPU指数编制出大陆EPU指数作为研究对象。由此，大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图4）所示，主要体现为：大陆EPU指数与同期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基本吻合。例如：2014年末，中国大陆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放缓，EPU指数有所抬升；2015年，“811”汇改导致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同时EPU指数亦急速升高；2016年初发生A股熔断事件，当年6月英国决定脱欧，当年底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意外胜出，同时大陆经济增长的不明朗程度加深，当年EPU指数快速突破高点；2018年开始，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中美摩擦加剧，EPU指数随之攀升。
图4：中国大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趋势（2000－2019年）
资料来源：Baker, Bloom & Davi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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