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几届美国政府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和特征，大致可以将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为三个阶段：
奥巴马政府时期：实行以振兴传统制造业、发展新兴产业和支持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再工业化政策。
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为了尽快摆脱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困境，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的关键领域，出台了《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2009）、《美国创新战略》（2009）、《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1）、《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2）、《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发展规划》（2013）、《振兴美国先进制造业2.0版》（2014）、《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2016）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增加公共投入、提供税收优惠、建立创新中心、培养人才等方式，重点推动传统制造业如汽车、钢铁等的转型升级，发展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特朗普政府时期：实行以保护本土产业、减少对外依赖和强化贸易谈判为主要内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上台后他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实现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重要手段，出台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2017）、《制造业就业主动性计划》（2017）、《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2017）、《工业能力报告》（2018）、《工业基础和供应链弹性报告》（2018）、《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者战略》（2018）、“美国制造周”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旨在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进口、退出或修改多边贸易协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来提高竞争壁垒，保护本土制造业尤其是能源、汽车、钢铁、半导体等产业免受外国冲击，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增加国内生产和就业，并试图通过强硬的贸易谈判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缩小美国贸易逆差。
拜登政府时期：实行以重建基础设施、促进绿色转型和维护多边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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