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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中评社 李子宁摄) |
中评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 李子宁)近日,由中评智库基金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主办的“双C论坛——东北亚安全的挑战与机遇”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在谈及美日韩关系时表示,总体来看,本次G7峰会上美日韩领导的会晤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意义,体现拜登对岸田文雄和尹锡悦两人工作的认可,并借机邀请两人前往美国进行访问,有观察人士推测访问的时间点大致会在今年7月或9月。
董向荣指出,如果要谈美日韩的互动及相关话题,不能以本次峰会为标准或主要观察点,而是应该着眼于2022年5月尹锡悦上台以后美日韩之间频繁的双边及多边互动。拜登在尹锡悦当选10天后就对韩国进行访问,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尹锡悦在韩国国内的支持度,也进一步密切了美韩之间的合作。在此之后,美日韩首脑每半年就会有一次三方会晤,双边会晤则更频繁。客观地看,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力要比中国大得多,特别是自疫情爆发以后,韩国和日本受到了来自于美国单方面极大的拉力,而中国对日韩施加的拉力无法与美国的影响力相平衡。近几年中国对于欧洲的外交投入也要多于对日韩两国。在中国关注度下降及影响力减弱的情况下,日韩认为国际大变局中自己的国家利益与美国的重合度更高,加速向美国靠拢。
董向荣认为,关于韩国的战略转向问题,从目前来看,亲美是韩国长期的现象,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太大异议。而对日问题在韩国是一个敏感话题,其国内主要分为亲日派和反日派,反日派认为对于亲日派没有进行清算,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现在对于韩国政府来讲,过度亲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尹锡悦政府的战略调整步伐太快太急,特别是在对日的问题上,这可能不仅仅是外交政策问题,而是与其本人及团队的历史观有关。长期来看韩国亲日可能会出现一些阻碍,甚至遭遇反日力量的反弹。在韩国各类政治势力、全国舆论甚至是全民情绪都出现明显保守化态势的背景下,未来即便由进步派政府执政,韩国的战略调整也不会有太大空间。
在谈及韩国的大国梦时,董向荣表示其实从朴槿惠时期就已经有这一设想,朴时期称为“5030俱乐部”,即人口超过5千万,人均国民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国家全球只有6个,就是除开加拿大外的其他G7成员国,韩国目标是成为第7个,在朴下台时这一目标已经实现。特朗普时期美国拟邀请韩国参加G7峰会,并且想将G7扩展成G10或者D10。在2021、2022和2023年,G7轮值主席国连续三年邀请韩国参加G7会议。韩国方面认为自己有资格参加G7,有评论称韩国已经在心理上成为G8国家,韩国对自己的定位和心态已经不同于以往。尹锡悦提出韩国要成为“全球中枢国家”,在全球重要事务中发挥作用。美国“投其所好”,满足韩国的期待。中国则长期把韩国作为中等国家或者中小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的对韩认知与韩国的期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也是双边关系不协调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