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美国和国际范围内打压中国企业。面对一些在国际市场快速崛起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和平台企业，美国也正在采取针对性的手段分别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像是前几年的华为和现在的TikTok及Teum。对于部分对华鹰派来说，中国的经济威胁已经从传统硬实力和价值观威胁的层面演变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商业竞争威胁，因此，他们不只关注经贸领域的得失，也关注市场商业领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和一些欧洲市场逐渐对中国企业筑起高墙，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一种新的政治风险。这种新的融合型政治风险，融合了传统的数据治理争议、国家安全风险、国家竞争考虑、价值观分歧等多种新型政治风险，对在美的中国企业产生一种不可控的地缘政治风险。而这种风险，却又不是企业和纯商业层面可以化解的，而是和一个总体的中美竞争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企业家更需要具备长期在这种不好的、倒退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二、“小院高墙”的关键竞争：尖端技术的冲突
过去五年里，美国两党对华强硬共识持续强化，不管是美国战略界还是白宫或国会人士，在战略、科技、军事等方面逐渐形成以抗衡中国影响力为宗旨的政策框架。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更加强调中国破坏国际秩序。相应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酷和系统化，对中国的遏制策略逐渐由“限制主义”转向“渐进主义”，采取高科技产业“小院高墙”、低附加值产业重新挂钩的策略。
犹如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所说，美国对高科技产业采取的“小院高墙”措施，是针对少数打算在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国家。而背后的隐藏含义是，高科技产业是中美博弈天平上的关键砝码。总体的经贸关系可以斗而不破，因为不管是维持还是破除，都不会给任何一方增加瞬时显现的巨大增益，而高科技产业则不同，过去一个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中心和军事强国就是依赖着对其他国家的科技领先。因此，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守卫住任何可能使天平向中国倾斜的砝码。
在关键技术领域，中美之间表现为更加纯粹的竞争关系。不同于经贸关系，尖端技术的“脱钩”对美国造成的损失更小，但保持技术优势能给美国带来极大的安全感。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采取更严厉的行政和立法手段控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阻止关键技术扩散到中国。也包括美国对技术及其相关的数据、资金、市场、人才等方面自由合作进行限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即所谓的“小院高墙”：“小院”即将美国与国外（中国）进行技术合作的范围限制在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小院”内，而将关键领域限制为不可进入的“自家院子”；“高墙”则是指通过提高技术合作壁垒、严格筛查合作企业背景等手段筑起“高墙”。
科技战，成为拜登政府的核心。从拜登的行政部门设置上看，将对华科技事项优先于其他经贸事项。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拜登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网络和新科技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这一点与特朗普政府显着不同。特朗普时期，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一职长时间空缺，两年后才确定人选。而美国国防部则加强在美国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政策参与。2021年2月10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建立涉华战略评估专门工作组，主要内容包括对关键军事技术的评估。美国国务院也在2022年启动专门的中国工作组，对跨部门工作进行协调。
一方面，美国政府加大对华为等中国公司实施出口管制的力度，禁止向其出售关键的芯片和软件等。美国商务部产业和安全局（BIS）不断将中国企业和机构添加至其实体清单中，禁止任何美国企业与其的经贸和技术往来。同时，美国也在加强对中国和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为了防止中国企业通过投资获取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美国政府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行了审查。2018年，美国政府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了更加严格的审查。
另一方面，拜登也加强对于盟友的工作，加强对华进行多边出口管制，塑造对华的技术包围圈。过去几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更多是单边性的，从实际执行成效看，显得不那么“奏效”，尤其是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已经显示了单边行动的弊端。因此美国正在加强与盟友的协调力度，势必要杜绝中国一切可以能获得尖端技术的可能。2023年1月，美国和荷兰与日本达成协议，限制对华芯片技术出口。拜登政府希望在技术领域加强多边合作，塑造一个成体系的全方面包围圈。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曾发布《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报告呼吁建立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科技论坛，“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
三、发烧的将不止技术层面
事实证明，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冲突不会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国以价值观名义为其遏制战略正名、拉拢更多盟友。“民主科技联盟”的建立和完善就是拜登政府为此的一项重要工作。2021年6月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将美欧关系定义为致力于推动数字转型和新技术合作的伙伴，认为双方的合作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其目的是要加强美欧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的领导地位。这正是美国建立所谓民主科技联盟的一项内容。美国希望也藉助“民主科技联盟”，以科技竞争为抓手，实现其构筑制华遏华国际阵营的目标。
在数据领域，技术冲突逐渐演变为价值观冲突。除了尖端技术外，数据是另一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目前，数据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新的重要生产要素，在提高生产力、催动产业升级和变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不管是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还是新的互联网内容产品，数据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中美两国都将数据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技术层面来看，拜登政府上台后，将健全美国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体系作为重大议题不断推进，幷且针对中国设立了许多行政机构和命令进行分别审查。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都对数据事项有专门的项目和办公室。以TikTok为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TikTok进行了长期的审查，在没有发现具体威胁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与美国业务剥离。
从中国出海企业遭受的审查来看，中美关于数据的冲突已经不仅限于技术封锁，更是上升到了价值观冲突的地步。在针对2023年TikTok的听证会中，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强调TikTok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在具体的问题上，美国议员认为中国涉及数据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威胁到了美国的数据安全，涉及对于美国用户个人隐私的侵犯。美国将中国出海互联网企业粗暴地等同于中国政府，又将中国政府与数据威权画上等号，这样几个粗暴的不等式一下就将数据冲突上升到价值观冲突的程度。2022年4月28日，美国与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盟国联合发起《互联网未来宣言》，宣称要积极应对“数字威权主义”对全球互联网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共同承诺推动建设全球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积极愿景。在美国政府眼中，对中国出海企业的数据审查已经上升到维护民主价值观的高度，不惜为此在特定领域制造“分裂网”，彻底和中国断联。
2023年4月14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Shein和Temu（拼多多海外版）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两大中国电商平台对美国构成了安全风险。关于Shein的部分中，美方指出其经营存在的四大问题：涉嫌强迫劳动、加剧气候变化、侵犯版权以及避免关税和海关检查。我们可以从他们列举的问题中明显地看出，其核心观点幷不在于数据或者APP本身，反而是只要能对中国有关方面有负面效果，能带多少帽子就带多少。
四、非冷非热的“温战”
整体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发动者是美国，首先从产业到产业、政府到政府开展全面对抗，其次通过友岸外包、盟友包围等方式企图在全球孤立中国，最终从长期角度，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数字和科技的突破口重新组建一个非冷非热的“温战”的状态。
中美经贸联系“斗而不破”的大趋向已定，但在特定领域，美国正抱着“小院高墙”的心态不断丰富竞争手段。尖端科技领域和数据领域，这样的“脱钩”态势正在加强和加速，幷且还带着一些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必须警惕在这种背景下的“泛安全化”危险，加之美国国内两党竞争和政治因素，更应该小心这种“脱钩”蔓延到非安全领域，甚至是合作更为符合两国利益的领域。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在尖端科技和数据领域频繁释放脱钩信号的同时，经贸等其它领域因其自身经济原因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缓和。未来美国对华态度这种“拧巴”的状态可能会继续保持甚至加深，如果美国不采取其它缓和措施，那么这种所谓非冷非热的“温战”状态，最终极有可能变成类似在尖端技术和数字领域的“新冷战”。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6月号，总第30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