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基于韩美同盟体系而追随美国。韩国早在1953年就与美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此后一直与美国保持着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对韩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和掌控能力，在同盟关系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在不对称的同盟关系中，小国往往会面对“自主—安全”以及“抛弃—连累”等困境。具体而言，一方面，韩国对美国存在安全诉求，韩国会为了获得安全交换部分自主权，因此美国的政策会对韩国产生重大影响，这不仅针对其国内政策，也会影响到韩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韩国还面临着“抛弃—连累”困境，在不对称同盟关系中，小国在大国对敌实施强硬政策时害怕被连累，对敌实施妥协政策时则害怕被抛弃。〔24〕从韩国的角度来看，韩国担心美国过于关注台湾问题而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对韩国的支持减弱，甚至采取不利于韩国的政策。因此，韩国政府需要密切关注美国的台湾政策，幷与美国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协商，以确保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和协调不会受到影响。此外，韩国和日本之间地缘政治矛盾较为尖锐，韩国担心美国在处理与日本关系时偏向日本，而对韩国的安全问题表现冷淡。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坚定支持者，在对台政策上紧跟美国脚步，与韩国谨慎态度不同，日本更积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例如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中支持台湾的参与。在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事务中，日本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印太战略和台湾海峡的安全问题中来，因此支持美国的台湾政策也可以被看作韩国寻求在美日韩同盟中保持平衡的一种方式。韩国希望通过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来增强自己在美国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提高自己在美日韩同盟中的影响力。
第三，韩国自身的诉求深刻影响其外交政策的制定。韩国配合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表态也是为了给自己捞取实惠。一是通过在政治外交议题上接受美方要求，获得大量经贸和安保利益。作为韩国最重要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美国对韩国在经贸和安保领域的支持至关重要。美国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外国投资目的地以及第二大投资来源国，通过积极响应美国的要求，韩国可以获得更多的投资与市场准入机会。韩国积极响应美国对华政策还可深化韩美同盟关系，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安全保障；通过站队美国，韩国可以获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援助和技术支持，以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二是通过配合美国提升本国地位。韩国认为，此前其长期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模糊，虽然获得了一定收益，但也导致被中美两国同时冷落的边缘化风险。韩国通过在一些关键议题上明确表态，反而可以获得中美两大国的重视。通过首次参加七大工业国组织高峰会议，韩国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提升。〔25〕三是通过在台海议题上尾随美国换取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支持。基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差异，韩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分歧在逐渐加深，韩国希望通过与美国的紧密合作来遏制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影响，藉助美国的影响进而掌握在对朝鲜关系上的主动权。
第四，韩国国内政治环境影响其外交政策。在国内复杂的房地产、失业、贫富差距等民生议题上，韩国保守派也很难提出比进步派更有效的政策，炒作外交议题是其提高支持率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普遍下降，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舆论调查显示，韩国民众对中国的非好感度高达75%。2021年5月，韩国新闻周刊《时事IN》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日本、中国、朝鲜四国中，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垫底，在满分100分中仅获得26.4分，显着低于美国的57.3分，甚至低于日本的28.8分和朝鲜的28.6分。〔26〕在选举型政治体制下，韩国政府自然会考虑民众的厌华情绪，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立场以提高政府支持率。
第五，韩中经贸联系有所松动。韩中建交30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密切，中国长期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密切的经贸往来在两国关系中起著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作用。但这一情况自2022年5月开始出现转变，韩国对中国贸易出现两国建交30年来首度逆差，且这一情况延续至今。据韩国贸易协会2023年3月2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2月对华贸易逆差累计50.74亿美元，逆差规模同样排在第一。〔27〕除此之外，韩国对华出口连续近一年也在呈减少趋势，2022年韩国对华出口同比减少4%，在总出口中对华出口所占比重降至25%以下，相反，对美国的出口却呈现两位数（14.5%）的增长，首次超过1千亿美元，占比也升至16%。〔28〕不仅对华贸易出现逆差，韩国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率在下降，韩国产品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在下降，这种趋势恐怕在未来也难以逆转。主要原因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悄然改变了中韩比较优势，也改变了两国贸易产品结构，中国主要出口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与韩国的出口结构相似，随着中国高科技中间产品和高端消费品出口增加，韩中贸易从过去互补转为相互竞争，因此，这种情势将迫使韩国积极开拓欧美市场，幷使韩国在中美之间更靠向美国。〔29〕
另一方面，韩国基于自身利益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尽管韩国追随美国，但韩国毕竟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自己的独立性，这决定了韩国的对台政策与美国的对台政策又有所区别，一般不会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中韩间存在着密切的经贸关系。韩中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据统计，2022年中韩贸易额为3622.9亿美元，韩国对中国出口额为1996.7亿美元，〔30〕韩国对中国出口依旧以绝对优势占据首位，中韩贸易接近韩与美、日、欧贸易额总和，建交30年来，中韩贸易额增长了近40倍。韩国在过去五年中贸易额与GDP比率为75%，〔31〕这意味着韩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贸。因此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台湾问题上不做出刺激中国的言行，这对韩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韩国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韩国许多企业依赖于从中国进口原材料、零部件以及半成品，根据2021年《韩美日对中国进口依赖度的现状及课题》报告，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在2017年美中发生贸易纷争后反而逐步上升。韩国在零部件及原材料、中间材料领域的对中国依赖度分别达到29.3%、27.3%，高于美日。具体到美国供应链重组计划的四类核心产品上，韩国的对中国依赖度同样最高：半导体为39.5%，是日本的2倍多、美国的6倍多；电动汽车电池为93.3%，亦达到日本的1.5倍、美国的2倍多；医疗品及医药原料（抗生物质）为52.7%、稀土为52.4%，也均远远高于美日。〔32〕因此韩国需要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以确保其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第三，韩国希望中国在韩朝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作为朝鲜邻国和朝鲜的重要经济援助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无核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韩国认为与中国合作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过去几年里韩国与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对话与合作，在与中国的交流中，一方面寻求中国对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支持和参与，希望通过中国促使朝鲜开放门户，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从而为南北和平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多次磋商和协调，譬如中国发起幷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积极发挥着促进对话和协商的作用，为解决朝核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鉴于朝鲜问题，韩国幷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紧跟美国过度刺激中国大陆，使朝鲜半岛问题复杂化，幷对韩国自身产生负面影响。
三、韩国对台政策的未来走向
韩国近年来涉台发声增多，这显示出韩国在中美博弈的问题上不再像过去那般寻求平衡中美的“战略模糊”，而是表现为更加倾向美国的“战略清晰”。未来韩国对台政策可能会出现进一步转向，韩台合作可能会从口头表态转到实际行动上，进一步冲击一个中国原则。但鉴于维持中韩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因素依然存在，且在未来长时段仍会发挥作用，据一般性推测，韩台关系不会突破一个中国原则，韩国在制定对台政策时依旧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大陆的立场及态度，幷不会一味跟随美国步伐，也会存在自身利益考量。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领导人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3〕外交决策背后有不同政治集团、利益群体的相互博弈，外交政策反映的就是这些集团、群体的利益及偏好。韩国对台政策，虽然不是外交政策，但也需从韩国国内政治环境及国际体系变革角度出发，就国内而言，最主要的便是韩国保守派与进步派之争。
根据韩国宪法，韩国外交政策的最终制定权属于总统，独裁和威权主义时期韩国总统权力极大，这一时期个人因素在韩国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开始民主化转型，总统权力被不断削弱，此时政党内部民主化迅速推进，总统的外交政策偏好基本反映的是政党的偏好，〔34〕政党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韩国宪法规定韩国实行多党制，但韩国自民主化转型以来进步派和保守派两大政党长期轮流执政，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党垄断体制”。政党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幷会发展出与其吻合的一整套内外政策，意识形态塑造政党的对外政策偏好，特别是在某些国际议题被认为和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相关时，〔35〕例如韩国保守派看重韩美同盟、韩国进步派重视与朝鲜关系等。基于各自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会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大韩民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任期只能一任5年，不能连任，这使得民主化转型完成后的韩国出现了较为稳定的“政权轮替”，即保守派与进步派各执政10年（文在寅政府时期例外），尽管尹锡悦代表保守派阵营国民力量党赢得大选，但进步派政党共同民主党仍然是韩国国内最大的在野党，有机会在下届选举中实现“政党轮替”。因此，结合韩国不同派别政党，关注其不同之处，有利于分析韩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政策制定、对台政策的未来走向等。
目前韩国的政党大致可分为以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为首的保守派阵营，和以最大在野党、国会第一大党共同民主党为首的进步派阵营，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不同可作如下区分：
外交安保政策方面，保守派主张以巩固韩美同盟作为韩国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立场更加偏向美国；进步派虽不否定韩美同盟这一基石，但要求尽量降低美国对韩国过多过深的影响，提出“自主外交”和“自主国防”政策。
经济政策方面，保守派强调经济增长第一，重视市场经济；进步派主张分配优先，强调全国各地区应均衡发展。
朝韩关系方面，保守派将朝鲜看作是韩国的“主敌”，和美国紧密配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谴责朝鲜，强调对朝鲜经济援助要坚决与弃核挂钩；进步派对朝鲜主张实行民族和解的“阳光政策”，也大力敦促朝鲜弃核，但主张“对话大于施压”，不赞成将对朝鲜经济援助与朝鲜的弃核挂钩。〔36〕
在对中美的关系上，韩国进步派和保守派存在微妙差别，进步派重视朝韩关系，提倡南北和解，幷且追求“自主外交”与“自主国防”，因而对中国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更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上保持谨慎。例如文在寅政府时期对华“三不”承诺（不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不追求美日韩军事同盟）；卢武铉政府时期以“政经分离”原则发展与台湾当局的关系；〔37〕现今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批评尹锡悦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称“在很多方面做了国家无法承受的让步”等。〔38〕而保守派立场一般更偏向美国，主张打造“韩美价值同盟”，在台海问题上更加清晰地与美国站在一边。例如尹锡悦在与拜登的联合声明中重申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现状的企图。〔39〕双方联合声明矛头直指中国，至此，韩国在台海问题上不再像此前一般保持模糊，其立场已然清晰化，即加强与美国的联系，策应美国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策略。
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不同的党派执政会影响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具体来说，进步派政党出于“自主外交”与“南北和解”的需求，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会更加谨慎，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会保持相对慎重的态度，不会无底线地追随美国。保守派政党出于维护韩美同盟的需求，立场会更加偏向美国，策应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在台湾问题上更加明确与美国站在一起，破坏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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