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纪委监委在办案中发现，本人直接出面收受贿赂的少了，很多是通过“代理人”或“第三人”输送利益。
对此，杭州市钱塘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郭立平认为，随着案件查办力度加大、办法更多，加之财务、审计、金融等领域制度建设的日益完善，一些“直接式”手段不灵了，变异升级成更加隐蔽复杂的“间接型”“交织型”行受贿手段。
“领导干部与部分特定关系人往往是利益或感情共同体，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心理，相互利用各自的权力或便利条件，形成‘你替人办事我替你收钱’的‘默契’，而不直接收受财物往往更容易让他们在思想上自我麻痹，觉得‘不直接拿钱就没事’或‘只是人情往来’。”钱塘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金涛说，“一旦东窗事发，他们就以‘不知情’‘与自己无关’‘未利用职务之便’等进行‘切割’，企图为自己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找借口。”
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杨荣华则从四方面总结了原因：一是理想信念扭曲变形，涉案当事人平日里好面子、虚荣心强、追求奢华生活，忘却初心使命。二是纪律教育不深不实，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重业务轻学习，在平时的组织学习中走过场，教育方法措施简单潦草，纪法边界不清、底线意识缺乏。三是制度执行缺乏刚性，因涉及利益巨大，部分领导或工作人员滥用手中权力，对有关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装糊涂、留缝隙。四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相关党委没有切实履行好组织领导、健全机制、作风建设、防治腐败、教育管理之责，对单位内部存在的问题，重视不够，听之任之，最终酿成大错。
始终牢牢把握权力监督这一主线，强化权力制约，有效压缩腐败生成空间
受访纪检监察干部表示，尽管此类违纪违法行为竭力披上“合法”外衣，伪装成市场行为，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在杭州市纪委监委第十审查调查室副主任张维贤看来，有效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要始终牢牢把握权力监督这一主线，并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预见性。陈伟聪认为，这类受贿人不直接出面，调查银行账户很难挖掘到有用线索，因此，要注重从其社会关系网、亲情网中深挖彻查、精准查处。
面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在落实“常”“长”二字上下功夫。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建立腐败案例数据库，由信访室、案管室、审理室与纪检监察室开展“室室”联动会商研讨会，定期对新型腐败典型问题、表现形式、深层原因、发展规律等开展研究。同时，打破“信息孤岛”，建立大数据分享云，运用司法、税务、交通、金融等数字化平台，利用数据关联性监控评估腐败交易，对发现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全程跟踪、捕捉线索、“回头”整治。
针对以亲属、朋友名义入股等方式进行权钱交易的问题，江苏省常熟市纪委监委加强与组织、市场监管、税务、审计等部门间的沟通配合，运用大数据监督等科技手段，围绕本人与亲属的银行流水异常、通信联络异常、股东身份异常等各类异常点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发现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为亲属企业牟利等问题线索，适时开展专项监督，形成从发现问题、处置问题到整改问题的工作闭环。同时，制定“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可为”“禁令”“倡导”三张清单，禁令清单明确列出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谋取非法利益、违规向企业借款借物、揽储揽保、承揽工程等10项禁止性规定，有效压缩腐败生成空间。
福建省石狮市纪委监委通过召开领导干部家属助廉座谈会，组织领导干部与家属共同观看廉政视频、警示教育片，共同参观廉洁文化基地、警示教育基地等形式，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及家属引以为戒、见贤思齐，共同筑牢家庭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