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形成的根源与影响
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植根于作为其共和政体重要基础的公民身份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公民身份制度起源于古希腊，是希腊城邦在相互竞争中形成的一种公共生活制度，其特点是赋予在军事竞技、家庭组织、土地财产等方面发挥巨大影响的成年男性家长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并将从属和服务于他们的妇女、孩子、外邦人、奴隶排除在公民身份和政治生活之外，以此增强作为城邦“中流砥柱”的成年男性家长的凝聚力、决策力和战斗力。换言之，古希腊公民共同体的建构是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一是通过公民之间平等的政治权利来调节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维持公民内部的同质和团结；二是通过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不平等来凸显和强化公民内部的平等与认同。美国建国之初的公民身份也继承了这些特点。为了在一个由各种移民组成的社会中建构出具有同质化和凝聚力的“美利坚国族”，美国建国者把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基本限定在拥有财产的成年白人男性身上，从而为“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人”和“平等”规定了界限。
尽管美国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群体之后通过持续的抗争使大量非公民成为公民，扩大了公民身份和政治平等享有者的范围，但正如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梅克辛斯·伍德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将在其他时空中受制于国家或受制于各种公共管控的一系列极为广泛的人类活动转移到经济领域，政治领域逐渐抽离于经济等级和强制，导致公民身份的政治权利趋于“贬值”，政治平等日益沦为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无力制约公民之间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配不公。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纯然“经济的”阶级统治形式使它能够把公民身份带来的民主归入一个形式上独立的“政治”领域，同时完整保留市场和工作场所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巨大权力悬殊，使人类不仅受到各种工场等级制度的统治，还受到市场强制力、对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持续积累的无情要求的统治，而所有这些都不在民主问责的范围。
正因如此，虽然“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在今天美国公民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却始终无法在此基础上抑制或打破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反而导致了不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损害法律和政治平等的局面。譬如，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内战和民权运动之后都获得了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但由于他们在经济机会、社会地位等方面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境遇，因而很容易陷入失业、贫困等境地，并被白人男性统治精英以各种“合法”的方式逮捕、监禁、剥夺政治权利，固定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和底端。从公民身份制度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非公民成为公民，白人男性统治精英需要在公民共同体中制造新的不平等来维护他们彼此间的平等、认同、团结、利益，而资本主义制度为他们建立这种新的不平等提供了条件，并借助各种“平等”或不平等的理论和实践使不平等的形式“合理化”“合法化”。
或许正如波尔所言：“美国人希望建立一个在平等的原则之上运行的社会，但是不想建立一个由平等的人组成的社会。”然而，理想中的平等和现实中的不平等，以及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和实质上的社会不平等给不同美国公民带来的心理落差和意识形态张力却始终是真实存在的。美国政治学家朱迪斯·史珂拉在《美国公民身份：寻求接纳》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美国人追求投票权、劳动收入权等权利往往不在于获得权利本身，而在于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也就是获得平等的地位、尊严和待遇。因此，当上述落差和张力持续加剧而美国的民主政治又无法解决时，持有不同平等观念的群体很容易就会诉诸平等的政治权利进行对抗，并走向文化冲突、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困境。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邵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