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北京正式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期待“国共实现第三次合作”起，到针对台湾所颁布的《国家统一纲领》，江泽民主席1995年1月30日在《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中提出关于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所针对的都是一个被认为是坚持“一个中国”认同、能接受国家统一的台湾当局和台湾社会，所以才有“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的对台工作方针。然而当李登辉逐渐暴露出其主张“两国论”的真面目时，重新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重新考虑对台工作方针，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云汉是比较早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台湾存在像李登辉那样一代人反对”一个中国”认同。一次云汉来上海，详细介绍了日本占领台湾后，从1938年开始改变殖民政策，从残酷镇压变为企图为永久领有台湾而实行的“皇民化”运动。所渭“皇民化”就是在台湾要铲除中华文化，强行移植日本“皇民文化”的社会和文化改造运动。日本统治者强迫台湾民众烧掉自己的祖宗牌位，在家里只准供奉天皇牌位；关闭所有用中文教学的学校，包括私塾，全部推行日语教育；要求台湾居民用日本名字登记户口。这也就是为什么李登辉在23岁之前叫“岩里正男”的原因。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在台湾掠夺战争资源，征召兵源参加日本军队，一方面也在台湾进行了建设，比如建设铁路运输系统，普及电力系统，对台湾居民住家开窗改厕，推广卫生运动，使当时台湾的现代化程度要快于祖国大陆。正是这个“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奠定了深厚的亲日文化基础。日本战败投降后，赴台湾负责接收的国民党要员曾有这样的感慨：“幸好皇民化只搞了8年，如果再搞8年台湾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蒋介石政府到台湾后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废止日语教育，强制推行国语。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皇民化的历史，台湾形成了容易滋生分离和分裂倾向的土壤，这对实现国家统一带来更复杂的挑战。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社会中“本省人”污名化和反对“外省人”情结的源头，并深远地影晌着台湾的政治进程。20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党禁”，90年代台湾开始“民主化”以后，这个事件终于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历史“原罪”,也成为民进党等反对势力攻击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失去执政“正当性”的重大因素。无论国民党如何道歉，都无法洗脱这一历史“原罪”。大陆史学界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是：“台湾省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从当时国内正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的大背景，和谢雪红、杨克煌等台湾共产党员以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先行者们组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残暴镇压和领导人民起义的英勇斗争来看，这样的判断并没有错。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反映出这个事件的复杂性，更没有看到“皇民化”运动所隐埋在台湾社会中，最后滋生分裂倾向的因素。
云汉提供了对“二二八事件”认识的另一个视角：客观上，当时的台湾与大陆在现代化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距。台湾城市中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普及程度很高，去台湾接收的中国军队士兵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根本就没见过这些设施。台湾民众过去见惯的是军容整洁、军纪较严的日本军队，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这方面要比日本军队差很多，欺压百姓的情况也不鲜见。因此，在欢庆光复的同时，一些台湾百姓也对所接触到的中国政府和军队产生了反感。 |
